北京考试报记者  许 卉

　　住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宿舍，在建筑大师关肇邺先生设计的主楼里学习，研究生师从研究传统民居的专家单德启先生，对北方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贾东来说，他的高考和大学一路有大师相伴。“我感恩我所受的大学专业教育，也心怀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我的大学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青年。”贾东说。

 

　　记者：您对高考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贾东：我对高考最初的印象，应该说是在1977年的冬天，那时候我才12岁。当时一家人围坐在一张小桌子边吃饭。爸爸和妈妈很兴奋地与姐姐和哥哥说着高考的事儿。那一年，姐姐已经工作，哥哥还是高二学生。他们都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考得都不太令人满意。

　　到了1978年的夏天，哥哥顺利考上了南京工学院建筑学专业，成为我们大家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全家人一起去火车站送他。从那以后，一年两度的开学全家给哥哥送站成了一个仪式。而哥哥经常是自己扛着行李从火车站步行回家。哥哥的行李很简单，就连削得尖尖的铅笔都是紧紧地塞在牙膏盒里，以防笔芯在途中被颠折。

　　哥哥每次回来总会带几本书或杂志。我因此知道有《建筑师》这本杂志。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4年。哥哥在1982年被分配到济南市工作。他不再谈论大学生活，不再谈论《建筑师》杂志，而那装满铅笔的牙膏盒却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1983年的夏天，我考上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在爸爸妈妈和姐姐及亲友的簇拥下，我上了深夜路过的火车。车上很拥挤，全是陌生人。窗外夜色很黑，车内灯光昏暗。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颠簸，渐渐地窗外比车内明亮起来，我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记者：上大学期间有什么难忘的人或事？

　　贾东：在那个夏末秋初的正午，我在北京下了车，走出北京站，阳光明媚得摄人心魄，清华大学的校车已经在车站广场等候我们这些新生。校车走了很长时间，来到了一个大礼堂前停下来。后来我知道，这就是清华大学大礼堂。家在北京的同学热情地迎上来，帮我们这些外地新生拿行李，领我们到宿舍。

　　我所入住的宿舍是在2号楼，而1、2、3、4号宿舍楼是清华大学建筑学的创办人梁思成先生主持设计的。我的大学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大三年级时，我们的专业教室被安排在了主楼。主楼是由关肇邺先生主持设计的。他给我们评过图，也是我本科毕业设计答辩的主席。

　　毕业设计答辩的那一天，天气已经有些微热。我们这些学生都穿着短袖，关先生却穿了一件灰色的西装、雪白的长袖衬衣，打着一条领带。说实在的，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看到这样漂亮的领带，忍不住问他怎么打领带。答辩还没开始，关先生很和气地把自己的领带解开，给我们打了两遍做示范，现场气氛顿时轻松起来。答辩开始了，关先生提的问题非常严谨，有时甚至是严肃的，让我们体会到了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关先生一直是我们学生学习的楷模。现在有时候回母校，我们都以能见到关先生为荣耀。关先生已经80多岁了，做院士也有几十年了。我们在母校见到他都是就地伫立，尊敬地称一声“关先生”，没有握手的仪式，实在是不想太多地耗费先生的力气。

　　回想大学期间难忘的人和事，要说的就是包括建筑在内的美丽而隽永的校园环境，而这些又跟我所学的建筑学专业息息相关。我能在这里学习建筑学专业真的是很幸福。

　　

　　记者：请谈谈您的工作经历。

　　贾东：我大学毕业后的经历与现在很多大学生不太一样。1988年大学毕业时，我具备推免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而我选择了先参加工作，在一所甲级设计院干了2年。在1990年，我又回清华大学攻读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硕士研究生，1993年毕业，回到故乡的一所甲级设计院又工作了8年。2001年作为引进人才，我来到北方工业大学任教。

　　经过2年的工作实践，再进行3年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师从研究传统民居的专家单德启先生，我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和提高。每到周末，我和同学经常去单先生家里吃饭。先生经常跟我们聊些家常，还给我们放徽班进京的录像带。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而更宝贵的是，先生对于传统民居二重性的深刻认识和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专业精神。在先生的指引下，我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前后待了约1年时间，深入田间地头，走访农户，做的课题是传统民居改建，而收获的是对中国广大农村、农民和农业深刻、现实的认识。

　　10年的设计院实践工作经历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让我经常回味和珍惜在大学的所得。我觉得，大学学习的每一点知识都是有益和有用的。今天的我们，不能以现实知识的具体内容的日新月异来否定当时所接受的大学专业教育。好的大学教授的是一整套知识的基本要素和不断自我学习提高的方法。我感恩自己所受的大学专业教育，因为清华大学的建筑学教育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

　　

　　记者：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如何看待这个话题？

　　贾东：教育改变人的命运。清华大学的教育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典范之一。中国的大学教育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恢复高考正是这种巨大改变的肇始。

　　改变命运，并不是简单的单向过程。在我们高考的那个年代，能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比例是很低的，能够实现这个改变，首先得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而进入大学，也不会是一帆风顺，需要自己更加主动地、谦虚地、认真地去学习；走出大学，走向社会，也不是有了金字招牌就可以放松自己，需要对国家对家庭对大学有感恩的心，认真做好我们伟大事业的积极参与者。认真考试，认真学习，认真做事，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伟大的历史洪流中得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高考跟您那时的高考主要有哪些变化？

　　贾东：现在的高考跟我们那时的高考确实有很多变化，考试的种类和方式、录取的比例和批次、学生可以选择的范围，都发生了非常大和非常好的变化。然而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要想改变命运，就要认真考试，不忘初心；认真学习，满怀感恩；认真做事，报效国家。

　　

　　记者：您如何评价高考在选拔优秀人才中发挥的作用？

　　贾东：我在梁思成先生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学习了8年，在设计院积累了10年的实际工程设计经验，又在北方工业大学建筑学专业（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学校邀请清华大学汪国瑜先生主持创办）从事建筑学专业教学18年之久。我认为，高考在我国优秀人才选拔中发挥的作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可替代的，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回顾大学生活，我还要讲一下清华大学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清华大学学生工作的全覆盖与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素质培养。清华大学历来重视班导师和辅导员两支队伍建设，并有序地与骨干教师队伍建设有机结合。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清华大学学生工作的主线是非常清晰的，这也是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大学立德树人的主线。

　　立德树人为根本，这也是北方工业大学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最基本的教育理念。北方工业大学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努力做到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注重全面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北方工业大学有一个美好的愿景，那就是办一所对学生最好的大学，而这个对学生最好其实有三方面的含义：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树立坚定正确的人生方向；以严肃严格严谨为校风，学习好掌握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真本领；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培养能够积极担当、有所作为、具有国际视野和突出实践能力的祖国建设和首都发展所急需的高素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