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考试报记者  许 卉

 

　　郝旭光，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十佳师德标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十大大学生最喜爱教师之一。他长期从事组织行为学、领导力、管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组织理论等的教学工作。

　　恢复高考，让他脱离了高中毕业就去下乡或者进工厂当工人的轨道。

　　

　　记者：1977年恢复高考，您还记得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情形吗？

　　郝旭光：1977年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年份。当年秋假，我们中学双职工子女正在公社中学的农田劳动。傍晚收工回家吃晚饭时，父亲兴奋地告诉我们白天赶集时听来的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当时几乎不能自已，是不信？激动？兴奋？还是绝望中看到了一根稻草？还是希望、梦想有可能实现？说不清。当夜，16岁的我捂着被子偷偷啜泣了整宿。恢复高考，恢复正常的文化考试并按照成绩择优录取这种考试制度，我们就有了可以参加高考的机会。尽管只是个可以做梦、可以参加考试的机会，但我们终于有这个机会了，这已经足够了。对我们平民子弟，机会的公平在当时是多么重要啊！我平时不敢轻易聊这个话题，开启这尘封的记忆。每忆至此，常常泪流满面。

　　因为，我从小的梦想是能成为一名大学生。可按照那个时期大学招生的规定，“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大学复审”，主要看政治表现、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条件。像我这种小学公办教师家庭的平民子弟，加上姥姥家富裕中农的家庭背景，似乎永远都没有机会被推荐。一方面是“我想上大学，我要读书”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对做梦都不敢想的上学机会的绝望。表达这种冲突交织的感觉，任何语言都是那么苍白。

　　我家有两兄弟。尽管生活在农村，但按照当时的政策，我们这种农村的双职工家庭也至少要有一个子女上山下乡。父母为此经常彻夜不眠，犹豫之后做出了让哥哥先就业的艰难决定。于是，我哥哥1977年进了县城的工厂上班。这样，我高中毕业后的去向就很清楚了。我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未来最好的结果就是插队两三年之后能进县城的工厂上班，或者接父母的班当一名小学教师。

 

　　记者：您参加了1977年、1978年两次高考，当时的考试经历是怎么样的？

　　郝旭光：1977年冬天，中断了11年的高考得以恢复，由各省单独命题，且由学校自行组考。当时是两榜录取，第一榜全县18个公社（即现在的乡镇）预录取了180名考生参加体检，第二榜录取指标110名。可能因为考生普遍知识结构不健全，我作为高二在校生竟然入围，排在全县所有4483名考生的第52名。当时只有3名在校生一榜入围，我排名第一。1977年全县最后录取了56名大专生、168名中专生。这次高考的结果对我造成很大压力。在这种心境下，我迎来了1978年的高考。

　　这一年，全国统一命题，5门课，每门满分100分，英语作为加试科目，成绩只供参考。这年考试组织也规范了，全县集中在三个考点。作为全县最偏远的公社，我到离家近50公里的一个公社中学参加高考。

　　1978年的高考，我除了物理成绩相对不高，5门课成绩全及格。我的大学班里这个比例不到一半，全公社只有我一人。我的成绩在全公社名列第一，在全县4125名考生中也名列前茅。我的化学成绩高达99分，没得满分遗憾至今。当年全县录取了67名本科生、149名大专生、342名中专生。我最后被录取到北京钢铁学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金属材料系，成为那年全县很少考到北京名校读书的考生之一。

　　我有幸作为高二在校生和高三毕业生于1977年冬天和1978年夏天8个月内参加了两次高考。我当时所在考场师生同考并不鲜见。全国还有夫妻同考、叔侄同考、父子同考。这是机会的平等，是文明的体现。

　　

　　记者：恢复高考，对您的个人发展产生了哪些改变？

　　郝旭光：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轨迹。

　　我大学毕业在家乡县办农业机械厂工作一年后，1983年考到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经济学硕士。我是从县里考出去的第一位分配回来的大学生，成为当地励志哥的典范。1986年毕业后，我回到北京的高校当老师，总觉得读书没有读够，水平不够。另外，中国读书人的“进士”情结一直萦绕心头，有了正教授职称也觉得意犹未尽。2003年，我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攻读管理学博士。不仅圆了“进士”梦，还圆了“状元”梦。在读博士期间正常上课之余，我旁听了人大、北大、清华二十几门顶尖的相关课程。2010年年近半百的我获得博士学位。

　　我当老师后与学生交流，时刻提醒自己应该与人为善，成人之美，注重发现、聚焦、强化学生的优点。这可能会从正面影响学生的一生。因为喜欢教书，喜欢科研，加上自己确实也比较勤奋，我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点儿小成就，获得了一些荣誉。比如，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高校十佳师德标兵、北京市优秀教师等，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也得到了学生的肯定和鼓励。

　　对我来说，读书是兴趣，教书也是兴趣，是一种快乐。我喜欢教书，享受教书。学生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就是我教书的动力和快乐的源泉。

　　

　　记者：作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您如何看待高考改变中国这一命题？

　　郝旭光：日月如梭，不觉恢复高考已经40年了。1977年恢复高考，对共和国、对我们这一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当时会激动得几乎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思考多年的结论是，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文明的回归。

　　那年的高考极大地影响了新中国的发展进程，将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留下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功绩。因为它恢复了大家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促进了文明的回归。正是这种文明的回归，彻底改变了我们考生的人生轨迹，让我们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教育公平对于现代社会尤其重要。社会文明的进步来自于规则的公平、机会的公平、环境的公平。受教育机会的公平目标，不是兼顾公平、强调公平、提倡公平，而是保证公平。

　　1977年恢复高考，之所以说它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了共和国的国运，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生命轨迹，因为它是教育机会公平的回归，更是文明的回归。

　　1977年，是共和国的新生，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