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考试报记者　许 卉　孟 红

　　她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一句“你不回来我不老”见证坚贞爱情。

　　她曾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

　　当天9时许，我们开始走进先生生前走过、住过的地方，追寻先生的足迹，却发现，这足迹早已在时光的长河里化作了永恒，成为闪耀百年的人格灯光。

爱美先生，泪别人间；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1月12日早上的中日友好医院，看起来和往常没什么不同。李佩先生去世前，在这里住了半年。

　　先生爱美，从年轻到年迈，从未改变。“李先生每天上课不穿同样的衣服。那个年代生活很清苦，根本没有什么好衣服好料子，但她的衣服始终熨烫得整整齐齐，干净利落地穿去上课，形象永远优雅得体。”她的老朋友这样说。每天起床她都要认真梳洗打扮，上了年纪以后，脸上涂一层薄薄的粉底。近一年来，先生行动不便了，请人帮她画眉。

　　李伟格是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秘书长，也是李佩先生的忘年交。在先生身边十多年，她几乎成了先生的生活助理。她在先生去世前一周到医院探望，送给先生一支崭新的眉笔。去世前一天，先生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李先生，我来看您了。”先生努力想要睁开眼睛看看她，使劲儿睁、使劲儿睁，最终还是没有力气睁开。看到先生紧闭着眼睛，两滴泪溢出眼窝，李伟格心里难过。这是李伟格第二次见到先生的眼泪，另一次也是在医院。2003年“非典”时，先生在医院里，每天盼着亲人、老友来看望她。当李家春院士来的时候，李伟格看到先生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然而始终没有流出来。很少有人见过先生流泪。在丈夫郭永怀牺牲时，在女儿郭芹去世时，在经历人生巨大的湍流时，她都没在人前落过泪。

　　在最后的日子里，先生意识渐渐模糊，有时在睡梦中会突然急促地叫几声：“马维，马维……”马维博士是李伟格力学所的同事，也是先生的“专职司机”。他和李伟格常常开着车，带着先生去吃好吃的西餐、糕点，带着先生往返在力学所和家之间。来探望先生的老友、学生会告诉先生力学所每周一次的研讨会上又在探讨什么科学问题，又请来了谁。先生临终前两个月听到大家的讨论，都嚷着叫马维来接她，她也要去参会。

　　而现在，先生在这间病房中走了。常来探望她的顾淑林沉默了整整两天，不说话，也不吃饭。顾淑林是郭永怀先生曾经的助手。在郭先生牺牲时，她陪伴在李佩先生身旁，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时光已经过去了近50年，李先生之于她早已是难以割舍的存在。1月12日，各大媒体头条都在推送先生离世的新闻，顾淑林不想看，却又躲不了，每一个新闻标题都在提醒她：先生真的走了。

60年“故宫”，简朴寒酸；阳台送别，见证爱情

　　先生的家不容易找。中关村科源社区的很多房子都空了，破碎的玻璃、歪掉的窗棂、不上锁的出租屋里看不到人，只有阳台上晾着的衣服滴滴嗒嗒落着水。

　　先生的家不难找。此刻，先生家的门锁着。从去年6月住院以来，她已经很久没有回来过。住在对门的邻居刚搬来不久，虽然从没见过先生的面，但他知道“那是一位很有名的老人”。

　　李佩先生在13号楼住了60多年。她的家被大家称作“故宫”。家里的陈设几乎60年没有变过，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先生回国时家里的陪嫁。先生狭小的客厅里，来过不同年代的各色大人物。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时清、饶毅、施一公……都曾是这里的客人。

　　科源社区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这里曾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60多年里，院里的老人纷纷走了，很多房子空了或是租出去了。楼道里的墙壁黑一块黄一块，头顶上的灯泡布满了灰尘，发着暗黄的光。几栋楼历经风雨洗礼，已然在时光中斑驳。

　　楼前的几株冬青很高，就快要长到李佩先生家的阳台了。阳台，这是很多人在回忆先生时都会提到的地方。她在这里送别，在这里思念，一句“我等你，你不来我不走”的爱情，不对外人说，阳台上的青砖却记得。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事后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紧紧相抱，胸部中间有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当天，力学所安排了两个人到家中陪伴李佩，顾淑林是其中之一。她在《我老师和师母》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那一个晚上，李先生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极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第二年春天，从不为私事麻烦别人的李佩敲开了楼下邻居的门，当时还是个孩子的作家边东子与父母住在这里。李佩先生是想请这个孩子帮自己一个忙。一棵原本长在14号楼前的迎春花不知被谁刨出来丢弃了。先生想把它移栽到13号楼门前。边东子和其他几个孩子便帮着先生将花移了过来。迎春花栽好后，李佩先生和孩子们站在阳台上看下去，轻轻说了一句：“老郭生前最喜欢迎春花”。

　　此后的几十年，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几盏亮灯，闪耀智慧；香中带刺，铿锵玫瑰

　　除了在家，李佩先生晚年最常去的地方是力学研究所。这里有她惦念的人，有她热衷的事。

　　力学所门前的草坪上，坐落着郭永怀先生的雕塑，先生的骨灰就安放在雕塑下。雕塑前端放着一支红色的长寿海棠花，花开得正艳，叶子翠绿，不知是谁刚折了来摆在这里。几株松柏围在四周。旁边是几棵高大的松树，这是当年郭永怀先生从办公室的窗户就能望见的松树。

　　郭先生的办公室在304，一个朝南的房间。深棕色的门上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李佩先生到力学所开会，偶尔会来这里转一转。墙上挂着各种活动照片，桌上摆放着台灯、文具，衣架上挂着衣物，依稀能看到郭先生从前工作的样子。橱窗里陈列着字典、记事本、纪念印章，还有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这是陪伴了李先生几十年的藏品。

　　在力学所的西南方，中关村大街和四环路交汇口处，西南角的一座7层建筑在周围建筑的映衬下并不起眼。天已经黑了，楼里只剩下几盏灯亮着，更多的窗户是漆黑一片。多年以前，这里7楼的一个礼堂里，每周都闪烁着智慧之光，一闪就是13年。1998年，81岁的李佩先生在这里创办了中关村大讲坛。先生请的主讲人都是各领域的名家，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论坛一直开到2011年，13年里，讲座开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几乎座无虚席。

　　先生94岁时关闭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郭永怀先生的第一届学生陈允明回忆，每次开会前，先生会提前在家做功课，开会时带来厚厚一摞报刊杂志，把挑出的有价值的文章推荐给大家。有时先生还会“上当受骗”，看到报纸上登了一则关于我国在某项科学领域取得突破的消息，或者看到某项科学技术有了巨大的进展，她都标记出来，然后拿着报纸兴奋地分享给老朋友。“这个记者了解得不全面，这项技术现在实现起来并没这么简单。”老朋友们给她“泼了冷水”。先生听了就笑了，然后坐下来跟大家讨论为什么“没那么简单”。有时研讨会一开就是一上午，大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就在会议室里边吃盒饭边争辩。

　　现在，这间会议室的门关着。1月12日下午，就在这间小会议室的楼上，力学所的老友们正为先生布置灵堂。灵堂前除了白菊花，还摆上了白玫瑰。先生的学生谈庆明看了，觉得这玫瑰摆得好：“就像李先生，香中带刺，铿锵玫瑰。”没人见过李先生发火，她只有严厉的微笑。但是，这是言语上的平和，行动上却雷厉风行。有一次，谈庆明到先生家，正好遇到一名学生上门向先生求情，说考试只考了五十六七分，请求先生手下留情。先生很严肃地说：“学英语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对一生很重要。你不要讨价还价了，回去再好好读一年。”“美中带刺”的先生身上有种特别的人格魅力。

　　李佩先生在力学所没有职称，没有荣誉，但力学所的人都跟她很亲。只比李佩先生小7岁的郑哲敏院士也把她当长辈，像对待母亲一般敬重她。认识李佩先生的人都说，“见到先生，你会从心底敬佩她，愿意听她的话”。

科苑学子，捐款塑像；点燃烛光，仰望灯光

　　1月12日的夜晚，云遮月，月追云。

　　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校区的雁栖湖上，安静得只听得见风声。湖畔的校园里，几十名来自各个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自发聚集到一起，点燃蜡烛追思李佩先生。橘红的烛光映着年轻的脸庞，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见过先生，却在听到先生离世的消息时难以抑制地哭了。

　　李政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名博士生，也是华罗庚之子华光教授的学生。刚进国科大时，他从华光那里第一次听到李佩先生的故事。“在国科大，总有那么一些高不可及又在你身边的灯塔，先生走了，我们又少了一位领路人。”李政说，身为学生会主席的他，特别想为先生做点什么。

　　“想为您塑一座雕像，就在这校园里看着科学院的学生，看着科学院的发展，看着中国的航向……科苑学子，矢志不能忘。”一个由学生会发起的募捐行动当天下午启动，学生们想为先生立一座塑像。这封倡议书发布短短4小时，就收到来自全校师生甚至外校师生的近4万元捐款。截至13日１７时３０分记者发稿时，已有1653人次共计捐出７９７４１.５２元，捐款仍在进行。

　　12日晚9时，在国科大玉泉路校区，人文楼静静掩在竹林后，李佩先生当年就是在这里创办了外语系。1978年，快60岁的先生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先生做英语教学改革，被国外同行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她从不把外语看作工具，不是教给学生技巧，而是渗透对英语的领悟。中科院第一届学生王克仁回忆说，开始他只是对英语感兴趣，但上了先生的英语课后，感觉被带入了新世界，甚至有了“不学力学、要学英语”的念头。李伟格介绍，在“文革”期间，出于对英语的兴趣，李家春就想专业研究外语。如今，先生的三位学生李家春、王克仁、陈允明都已是资深翻译家了。

　　在李佩先生看来，做科学研究的研究生学习英语是为了国际交流，英语口语一定要好。因此，期末考试时，她始终坚持让学生上台用英语做报告，而台下考官也要用英语提问。除了外语教师，她还会邀请学生的专业导师和班上同学旁听。有一名研究生的导师是周培源先生。李先生请他来旁听。最后，周先生评分时说：“这位学生平时和我讨论专业问题，我都听不太懂他浓重的乡音。可是，今天他用英语做报告和回答问题，我听懂了。”

　　从外语系出来，风更大了些。风吹过先生曾经走过的草地、曾经坐过的石凳、曾经远眺的窗口、曾经点亮的灯光。环望校园，明亮的灯光一片一片，我们知道，那也是先生闪耀百年的人格灯光，照亮着后辈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