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铁军

　　以人为本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观。当教育不再把知识、能力的传授和培养作为终极和唯一目标时，当教育把人的最终发展和幸福作为最高追求时，她才能充分回归到人的教育。

　　考试何尝不是如此。我国自文革之后恢复高考。应该说，最初的高考改革是从考试技术入手的，因为在当时能够触及的只有考试技术。高考改革30多年来，改革的价值取向不断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化和调整。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将高考改革落脚在“人”的发展上。高考改革从关注分数转向关注人的发展；从关注绝对尺度的公平转向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展现人的个性特长；从关注高校选拔招生转向在考生和学校之间建立一种双向有利、长远、有效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形式。

　　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考试，这是此次考试改革的深刻内涵。人是教育发展的主体，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高考也是为了人的发展，不应该是对单纯智力因素的测量行为。这一理念的确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解放和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必将对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改革发展产生深刻的长远的影响。

　　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不仅对改革的整体设计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命题改革的直接指导意义也十分明显，一些新的思路和操作性设计正源于此。

　　随着高等教育不断大众化，高考的命题“重心”也一直在不断下移，所针对的测试目标群体从高端一直向下伸延，并不顾忌高端选拔的区分度或有所下降。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不同，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面也不同。高考从针对精英教育的选拔考试，走向适应大众化教育的选拔考试，命题、考试必然会发生变化。精英教育是关注少数人的知识、技能发展的教育，大众化教育是关注多数人的教育，体现的是教育民主化的思想。与之相适应的考试，必须让学生享有平等的考试权利和选拔机会，同时尊重学生的解答思路，鼓励学生的个性化表现，还可以进一步体现在类似开放性问题的解答，则在命题教师、评卷教师和考生的多方思考中，不断丰富完成。

　　高考试卷也一样经历了从关注高等技术人才培养到更加关注人的发展的过程。命题中所谓“能力立意”走到今天，如果把高考试卷中的能力界定认真梳理一下，便能看出能力的内涵在逐渐扩大，相比过去更为宽泛。能力不仅仅是技能、方法等组合，目前还加入了文化元素。因为现实问题的解决不仅仅需要技能，更需要依靠全面素质。高考单纯工具理性的能力考查在逐步改变，价值理性在其中将加入越来越大的比重。其实，整个教育改革都在改变单纯工具理性的倾向，而越来越突显价值理性的作用。今天，当我们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综合国力加速全面提升的时候，可以看到，仅仅重“术”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越来越全面、多样的要求，也无法满足人自身全面和个性潜能发展的需要，对人的培养才是教育的根本。而高考试卷又如何能够仅仅是对“术”的考查和测量？立德树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等必将融入各个学科的试卷和题目中。

　　中国传统教育讲究“严师出高徒”，传统的命题方法也惯于在薄弱之处挑毛病找错误。在考试中不断注入人的发展的思想，是要采用激励、展示的方式，使考生精神需求不断得到满足。选拔性考试常用淘汰式命题思维，淘汰某方面能力相对不足的学生，因此长于“挖陷阱”，找学生的“软肋”做文章。当命题理念转变为“激励式”以后，要给学生提供充分展示才能的舞台，让所有的学生，无论是基础好的还是相对薄弱的，都能把自己的才华展示在试卷上。学生参加这样的考试不再因为“落入陷阱”后悔不迭，而有了更多“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的体验。通过考试，把不同才能和特长的学生送入相应的学校、专业。考试结束后，有些基础不好的学生也会感觉“考得很好”。他的“很好”不是得满分的好，进北大清华的好，而是所有的题目都读懂了，会的东西都写进了试卷，感觉已尽所能，没有遗憾，是他的水平。

　　高考命题要自觉、勇敢地担当起题目所引领的政治责任和学术职责。一张好的试卷在于理性的设计，更在于理性地引导教育教学专注于人的培养和人的成长。命题者应当明明白白地把依据说清楚，这也是对命题改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一种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