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标题，也借着读书日的余温，我们今天来谈阅读。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国民阅读率这样一种数据调查都引人注目。数字下降了，便忧国忧民、大声疾呼；数字上升了，便可喜可贺、再接再厉。其实除了国民年均阅读数量之外，关于阅读，我们还有更深的话题可谈，比如阅读习惯的养成、阅读质量以及阅读与一个国家的前途等。

　　当我们在谈论阅读时，往往讲中国人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而这又涉及学校教育。前几天，关于英国数学基础教育薄弱的新闻屡见报端，甚至一位名人都不敢在电视节目里回答8乘以9等于多少。在中国，由于乘法口诀的广泛教授，即便是只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口算也绝不是问题。这便有力说明，学校教育在国民日常行为习惯中可以打下深深的烙印。但是在应试教育积弊已久的功利化导向中，我们重视数学训练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于学生课外阅读习惯的培养。乘法口诀能帮我们快速答题，多看一本书却未见得能立竿见影地提高作文水平。正所谓“刘项原来不读书”。在功利化的教育理念里，与成功无关的事情，大可以高高挂起。学生课外书看多了，老师、家长会以浪费学习时间来制止。如果不扭转这样的教育风气，培养国民阅读习惯又从何谈起？

　　当我们在谈论阅读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相比于阅读数量的下降，阅读质量的降低则更引人担忧。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人均各媒介综合阅读率较前年有所上升，但其中的主要贡献来自电子阅读，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仍然下降。相比起严肃读物较多的纸质图书市场，电子阅读自兴盛之日起，就成了仙侠小说、成功学等快餐读物的主阵地。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醒我们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当人们只读一些鼓吹丛林法则或者帮小姑娘做锦衣玉食白日梦的读物，我们又怎么指望靠读书提升文明的水平？当低头族泛滥，阅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时，阅读的时间增加，不一定代表阅读好文本的时间也增加了。在地铁里，选择一本经典读物或一则八卦杂谈，同是阅读，却不可同日而语。

　　当我们在谈论阅读时，谈论的也不只是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私人情调。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有一条著名的论断，正是由于印刷传播的发展，让人们在小说等读物中获得了有关民族感情的共同体验，可以说是阅读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与发展。在识字率远低于今天的古代，正是耕读传家，“遗之千金,不如遗子一经”的政治文化传统，让读书人所守护的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不曾断裂。而在几乎没有文盲的今天，我们谈论阅读，谈论如何重拾一个民族对于阅读的兴趣，就是在谈论一件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

（徐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