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考试报记者 许 卉

　　在第3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近一群师范类毕业生，倾听他们在通往讲台的路上需要经历哪些荆棘，又有哪些初为人师的感悟。

望不到头的“长龙”

　　去年寒假的一天，已经过了中午12时，面临毕业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周玉蓉饿着肚子，拖着行李箱坐在招聘会体育馆的二楼，一边焦急地等着应聘学校发通知面试的短信，一边“绝望”地望着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加入招聘展台前“望不到头”的队伍中。如果再等不到面试短信，她就要拖着行李回北京，继续在各类招聘会上寻找机会。

　　周玉蓉是一名免费师范生，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她只能回到生源地——湖北省就业。她原本以为自己是从北京回来的，又是名牌大学学生，在武汉找一所学校当老师不会有太大困难。然而，通过几个月搜集到的招聘信息来看，武汉的中学基本不招应届生，她要就业就只能到更小的城市去。而就算是这样的职位，也大有“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架势。

　　“绝望”是周玉蓉忆起那次求职经历时反复提到的字眼。当天，招聘会9时开始，她7时30分就赶到了现场，而她前面已排起了近百米的队伍。等走进招聘会现场，挤到心仪的一所重点高中展台附近时，她却发现排队投简历的队伍长到根本找不到队尾。顺着队伍拐了几个弯儿，她终于站在队伍中，很快就有新求职者排在了她的身后。快排到自己时，周玉蓉看到招聘桌上的简历已被分成两类：左边厚厚的一摞是被筛掉的简历，右边薄很多的一沓是有希望进入面试的简历。这让周玉蓉很不舒服：“感觉自己像菜市场上廉价的白菜、萝卜，被筛来选去。”尽管如此，她依然决定要奋力一搏。

　　轮到自己递简历时，周云蓉不断强调自己“是北师大的”。最终，她的简历幸运地被留在“有面试希望”的一沓里。“我们大概会在十一点半之前集中发送面试通知。如果你接到通知，下午就可以来学校面试。”招聘负责人说。为了这个可能会接到的通知，周云蓉退掉了下午回京的火车票，在招聘会的角落里焦急地等着。这个原本应该在十一点半就等到的面试通知，却因为排队投简历的人源源不断而被一再推迟。

当“教育家”遇上“教书匠”

　　经过面试、试讲等层层筛选，周玉蓉终于幸运地进了这家重点中学。然而，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她仅坚持了一年。她放弃的原因是“不愿从‘灵魂的工程师’沦为‘教书匠’”。

　　周玉蓉应聘的学校是襄阳市一所知名重点高中，每年毕业生中考上清华、北大的有20人左右，有时甚至近30人。学校的教学目标就是“升学率”。周玉蓉刚上岗就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同时还要带两个班的课。没有适应的时间，她觉得自己突然被推上了“流水线”，按照老教师和学校的教学理念，为学生的“高考成绩”与“升学率”奋战，每天忙得像小蜜蜂一样。满当当的工作安排，并没有让周玉蓉感到充实，反而让她对这份职业有了困惑。

　　周玉蓉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灵魂的工程师”。面对个性迥异的学生，她希望尽量挖掘潜力，培养其个性。但在学校领导、家长眼里，评价一位老师好不好，只有唯一的标准——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没有进步，也就是能不能考上名牌大学。“根本没有展现理想的机会，就直接‘被拍死在了沙滩上’。”周玉蓉说，因为这种极度的差异，自己最终决定放弃。

　　而这，似乎是每位有教育理想的新老师都会遇到的情况。张喆是刚走上教师岗位两星期的毕业生，他用“痛苦”来形容这种只看学生“考试成绩”的传统教育方式。他记得在北师大读书时，老师常教育他和同学做“教育家”而不是“教书匠”。所以，张喆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多方面的才能，可以在自己的课堂上提出“稀奇古怪”的观点。可这些实施起来很难，因为学校有严格的教学进度要求和教学规定。原本的理想与抱负在按部就班的上课中被磨掉，还没来得及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就直接被否定掉，这对于有教育理想的毕业生来说是个艰难的过渡期。

打破“特权”之后

　　在校生谌亚军虽然还未毕业，但已感受到了就业的压力。这种压力很大一方面来自于教育部最新出台的一项新政策：从2015年起，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正式实施，实行全国统一考试，且考试内容增加、难度加大。改革之后最大的变化在于，师范类学生将不再享有直接被认定教师资格的“特权”，而要和非师范生一样统一参加考试。

　　想要当老师，教师资格证是必不可少的“准入证”。在这项新政策出来之前，大多数师范专业学生在校时就可通过学校开设的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考试，再等普通话考试成绩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毕业时即可领取教师资格证。

　　现在，“打破”特权对有意站上讲台的师范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教师资格证的全国统考难度有多大？这从教育部公布的一组数据中不难判断。2011年起，我国在浙江、湖北等地启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和定期注册试点。几个试点省份前两年教师资格考试的4次考试中，6个试点省参考人数为28.08万，仅有7.72万人通过考试，通过率为27.5%，与试点前各省份70%的通过率相比大幅下降。

　　即使通过考试拿到了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也不再终身拥有，而是定期注册。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指出，中小学教师资格每5年注册一次，注册条件以师德表现、年度考核和培训情况为主要依据。被撤销教师资格的，5年内不能再报名参加考试。

从“不想留”到“不忍走”

　　高考填志愿时，王兆阳的最大愿望是学医学。北京联合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是他在父母的“逼迫”下随便填的一个志愿，也是他填的唯一师范类专业。没想到高考失利，王兆阳只能接受这个不喜欢的专业。

　　王兆阳的专业属于工科专业，课程多且复杂。还没毕业时，他就从学长那里得知，几乎所有的招聘学校都看重毕业生的学习成绩，只要在校期间有一科挂科，学校就不会招收。为了学好每一科“魔鬼”课程，班里的很多同学都从“学渣”变成了“学霸”。顺利毕业的王兆阳应聘进了朝阳区一所小学。起初，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份薪水不错、解决住宿的工作。他原本打算在工作几年后下海经商“挣大钱”。但是，站在讲台上才工作了一周，他就不忍离开了。学生们聪明又可爱，在课堂上提出的新鲜观点、对知识点的认识让王兆阳“震惊”。他不忍心错过这些闪动的“小火苗”，想和学生一起探讨更多知识。

　　心理学专业毕业生宗欣的愿望是当一名编辑或作家，学师范专业、走上教师岗位更多的是父母替她做的决定。从大三起，宗欣开始通过学长打听自己专业的就业情况。学姐告诉她的情况让她一度有了“冠冕堂皇”地放弃走上讲台的理由：招心理老师的学校太少了，就业面不宽。可家里人依然希望宗欣试一试，就算不做心理老师，应聘到一所不错的中学教语文也不错。最终，宗欣进入一所学校当了心理老师。第一堂课上，一名学生写给她的小纸条让她突然意识到了“为人师”的责任：“我希望您能让我们明白上心理课的原因。”这句话让宗欣觉得不能对不起任何一名学生。从那一刻起，她想留在这个讲台上，让更多学生明白为什么要上心理课，帮助他们快乐、健康成长。

　　对于每位有责任感的老师来说，尽管走上讲台的路程不那么容易，可离开讲台似乎更难。北京宏志中学老师王芝平在讲台上一站就是31年。在他眼里，让这种“不忍走”变成永恒，要付出很多看不见的奉献与坚守。“每一位想要留在讲台上的毕业生，都要发自内心地热爱教育事业，顶得住压力，耐得住寂寞。”王芝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