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几乎每个人都与考试有不解之缘，一生要经历无数次考试。考试有利有弊，千年来存废之争不断，但不管多么不愿意考试，考试依旧是千年来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最好方式；无论多么抨击考试，迄今依然没有更好的方式替代。而许许多多为考试而忙碌、为考试而付出、为考试改革创新而作出贡献的考生、考官、老师、家长、社会人士等等，都是令人钦佩的。从本期起，本报开辟“考试人物”专栏，将把“走转改”中发现的德厚才高、可歌可泣的考试人物奉献给读者，以促进考试改革、推进素质教育。欢迎读者提供线索。

北京考试报记者　戚海燕

　　京城2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乍暖还寒。千年古村高碑店，冷风刺骨。走进苦苦支撑5年的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那600多方珍贵匾额令人震撼；而眼前这位66岁的老人，更让人感动、敬佩。

　　10年“走窑人”，学历初中生，似乎与科举文化的收藏者、研究家难搭界。但就是他，却以不亚于任何一位“科班”的热爱、痴迷、坚守、担当，办起了京城乃至全国罕见的科举匾额博物馆。以一辈子的心血、一生的积蓄，从天南地北收集一方方石制、木制匾额，串起2000年中华匾额史、1300年中国科举史、近800年北京科举史，保护、传承着科举文化、考试文化。

　　一辈子，一方匾；一方匾，一乾坤。收集、珍藏、把玩、展示、发表研究论文、呼吁形成匾额学、建议神圣庄严的国家重要建筑物挂起匾额，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爱好、他的寂寞、他的坚守，已为考试文化的历史天空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星星。他，就是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

　　潘家园躺在地上的一方匾，开启了他不远万里收集匾额的艰辛人生路

　　“何谓匾额？横者为匾，竖者为额。故宫挂着的‘太和殿’、‘保和殿’，孔庙大成殿门上康熙书写的‘万世师表’，光绪题写的‘颐和园’等，成为从秦始皇以来的城市标识，教化载体。匾额高悬于屋檐之下，门楣之上，昭示国门、国号，彰显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讷于言”的姚远利，说起匾额，却滔滔不绝。

　　13年前，他被摩肩接踵的人群拥进了潘家园古玩市场，不经意瞥见一方高1.8米、宽0.78米、半拳头厚的木制匾额，老旧斑驳，厚重粗笨，躺在地上，没人待见。但姚远利却分明看见“奉旨选举，孝廉方正”8个大字，雅而不俗，细一看年代：清宣统。他立即意识到这属于罕见的“官器”，涉及科举制度结束后人才选拔的方式。经过几番砍价，他以2600元的价格买回。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拾，走上了不远万里收集匾额的艰辛人生路。

　　13年来，除了西藏、新疆和东北三省，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古玩市场、农村大集，他都走到了。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大门是一块无字石坊，收自江西金溪，属明代万历年间。门楣中间匾额空白，永留一个家族无人得取功名的遗憾。

　　“跨进科举门槛，状元探花榜眼”。走进博物馆大厅，要穿过金代石刻“科举门”。这座石牌坊极为罕见，是姚远利从涿州收集，用大叉车运来的，顶部有金代真迹遗存。宋代以后，在贡院、考棚、文庙等场所，大门内几乎均立有这样的牌坊，所刻之字均为“龙门”或“禹门”。据石刻专家多方考证，直接刻“科举门”的石坊，目前国内仅存。石坊整块用汉白玉石雕刻而成，刻工严谨精美。中央为雄鹿头顶火珠，两侧高纵灵云，灵云后蹲座瑞兽，最外侧凸雕鳌头，寄寓跨进科举门拥有福禄寿并将独占鳌头。

　　迈过“科举门”，文魁、武魁之匾相对而悬，一方明代石匾赫然眼前。此匾正中草书“状元及第”，四周透雕文武状元及耕读形象，题刻为明永乐16年，即1418年。这是他从江南收集最贵的一方匾额，花了6.8万元。

　　古代匾额真伪难辨，非专业出身的姚远利收集时全靠查阅资料，细琢慢品，去伪存真。如今，已成为匾额及古代科举文化专家的他，经常受人邀请去看匾额，估价值。

　　高碑店一所3000平方米的仿古四合院，承载了他对千年科举匾额文化的情结

　　匾额越收越多，大的数米见方，重的达1吨。他萌发了办一个科举匾额博物馆的想法。

　　北京，近800年帝王之都，科举中枢。近800年间，科举最高等级的会试、殿试多数都在北京举行，1300年间产生了700多名状元，从北京考出的状元约250名，进士近5万名。遗憾的是，偌大北京城，除了孔庙中元明清进士题名碑外，其他有关科举的遗迹甚少。现在的北京人，对科举的了解，远不及南方熟悉历史文化的民众。展陈众多的科举匾额，让更多北京人在了解科举制度的同时，进一步解读国学，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意义深远。

　　2007年，他买下了3000平方米的仿古四合院，经批准，办起了以科举匾额为红线，串起贡院、号舍、金榜题名等场景的博物馆。他挂起一方方匾额，包括明清32名状元、13名榜眼和12名探花题写的匾额；他布置了5个展厅：科举制度的渊源、生员（秀才）厅、举人厅、进士厅、榜书艺术厅，重现了科举制度层层递进的选拔程序；他展出了“领卷票”（准考证）、“考篮”（装考试用品）、墨卷（试卷）、誊录、糊名、刊刻等珍贵实物，再现了考试、阅卷等过程。

　　他曝光了千年科举作弊手段的“物证”。一本半个巴掌大小的“夹带”，米粒般大小的蝇头小楷，共有2.9万个字，密密麻麻竖抄着41篇举人的范文，字体娟秀，圆圈标出的重点依然清晰。朝廷在考生进考场时一律要搜检，一旦发现“夹带”，作弊者必遭严厉处罚，轻者拷枷三月，重者流放，如果是贿买功名，判死罪。明朝以后，因徇私舞弊而被“斩立决”的“主考官”就有数百。

　　他还按照北京贡院1比1的比例，再现了几间号舍，还原了1904年7月最后一场科考“金榜题名”时的原貌。记者站在终结1300年科考的“大金榜”前，仿佛看到上榜的300多名状元、进士依次排列，尤其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跨马游街的场景。

　　但是，万里自费收集科举匾额，5年维持博物馆的正常运转，花费了姚远利全部的积蓄。他办起了微小企业，以企养馆。最困难时，亲朋好友劝他卖掉一些匾额，或把四合院租出去，每年换回一二百万元租金，再不济，把四合院卖了，也能立马成为亿万或千万富翁，享享清福。但他看每一方匾额都像自己的“孩子”，终究舍不得。他说：“藏品是稀缺的文化资源，具有文化性、历史性，是公共财富。更重要的是，这些宝贝见证着科举文化，我喜爱它、保护它，义不容辞。”远利取义，人如其名啊！

　　八方奔走呼吁创建“匾额学”，谱写了收藏、鉴赏和理论研究三部曲

　　5年间，数万人走进科举匾额博物馆，感受科举文化。其中有政府官员，有专家学者，有莘莘学子，中小学生过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学生来此参观，朝阳区第17中学的学生在这里上起了书法课。不久前，科举匾额博物馆还被市教委颁发了“社会大课堂”的牌匾。当代著名作家和画家冯骥才对姚远利说：“匾额见证了中国千百年的科举制度，对现代人很有教育意义。”

　　来的人多了，要求姚远利亲自讲解的人也多了。为了不说外行话，为了不误人子弟，他油然而生一种理论研究的需求和渴望。年过六旬，他以一个初中生的文化功底，开始选择科举匾额为研究方向，对千年科举制度进行深入探讨。

　　他有这么多科举匾额，这就是现成的研究资料和“物证”。他从理论上总结出科举匾额的五大看点：一看科名，二看题人，三看书法，四看国学，五看工艺。这些匾额在他的视线里，集宣扬教化、见证科举、载承历史、弘扬书法于一体，是沟通古今价值观的一座桥梁，是科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可惜还没有被作为一门学问进入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

　　为此，姚远利八方奔走极力倡议创建“匾额学”。他说：“中国古代的匾额应作为单独学科来研究。我们要挂一牌——‘中国匾额文化研究会’。博物馆没理论能走远吗？一个博物馆如果只有藏品，也就是收藏；如果有研究，就是鉴赏；如果能从里面提炼出理论，就上了境界。”这位令人敬佩的“草根专家”坚信，“匾额学”一定能兴起，一定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科举文化中的精华一定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本文图片为北京考试报特约摄影曹金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