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学院副院长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校委副理事长　陈宝瑜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即将走过30年的辉煌历程。30年来她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探索和大众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培养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项制度创新。创新的灵魂是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自学考试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步，经历了救急教育阶段，学历补充教育阶段和开放化学历教育与非学历职业能力培训并举阶段。在中国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过渡时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及社会助学又面临着新的定位抉择，她的定位中心正由学历教育向继续教育、终身教育转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抉择，对于已经形成的助学教育大军来说，也是一次考验。有的果断，有的犹豫。本人认为，应果断地抉择，把助学教育的重心主动地转移到继续教育的轨道上来。

　　一、以高中阶段生源为市场的全日制助学正在迅速萎缩中
　　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高等学历教育国家计划招生2008年考生达到1050万的高峰，以后开始下降。2009年降到1020万，今年降到946万。两年下降了104万，而两年的招生计划增加了60多万。这一增一减，高考落榜生减少了164万。这自然强烈地冲击着以学历教育为目标的全日制自考助学班的招生。预计今后几年高考生源仍是下降趋势。今年大部分省市高考录取率已超过了80%。北京市高职院校报考人数少于录取计划人数。全国许多高职院校一次报到率不足2/3。一些省市招生部门正在研究酝酿今后高职专业登记入学的问题。据可靠信息，明年江苏省民办高职高专专业招生将放开分数线，考生登记入学了。
　　近年来，全日制自考助学班招生数量迅速萎缩，据统计，2009年全国全日制自考助学班招生数量只完成期望值的50%，今年又缩减到30%。生源混战屡禁不止，媒体报导广东有个考生一个暑假收到34封入学通知书，学校向形形色色的中介买新生的现象越演越烈，助学单位的招生成本大幅度增加，有些学校把第一年的学费收入全打给招生用还不够。其结果是一部分助学机构自然倒闭，一些学校名存实亡，还有多半学校已经是“助学变异”。所谓“助学变异”就是一些社会助学机构已经悄然地脱开助学教育这个阵地，向其他方面转移。
　　以上情况足以表明：以高中阶段学生为生源，以学历教育为目标的全日制自考助学活动，这种传统的助学模式应该停止了。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转移服务市场和深化改革。

　　二、开拓继续教育大市场势在必行，发展潜力巨大
　　继续教育的重点是职后教育，是职前教育的继续，是面对所有社会成员的，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职后教育，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起点各异，既有不断提升的学历教育，又有适应职业、社会和个人需要的知识和能力的个性化补充。这是一种涵盖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性的教育类型，是一个更为广阔的教育与培训空间。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任务。现在8年过去了，我们看到：我国继续教育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各行各业初、中、高级的职业培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一批品牌化的职能培训机构出现了。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统计：自考系统2009年学历教育报考的人数为1042万人次，非学历教育的证书考试为1051万人次。非学历的职业资格证书考试人数超过了学历考试的人数（在学历考试人数中，在职人员占42％）；有些省市的助学机构，例如广东省业余制自考助学班的学员已占到全部参加助学学员的35%。深圳市的助学班学历教育与职业能力培训并重，参加学习的学员绝大部分是在职人员。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变化。
　　但是，统观全局，这个继续教育大市场的开发深度、广度和细度都还远远不够。在舆论、立法、体制机制、政策和管理方面都待完善。发展潜力很大，尚待开发。
　　首先，推进继续教育、建立学习型社会概念的提出，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它同职前教育、学历教育比较毕竟还年轻，整个社会对其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认识还比较肤浅，这种教育培训的制度形态尚待完善。实际说来，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对人一生的职业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各占“半边天”。好比盖大楼，打地基、地上建筑结构和细部都是重要的。对教育工程来说，职前教育相当于打基础，职后教育相当于构建地上建筑和细部结构。光打基础，不做上部功能建筑，没有任何实用意义，而上部建筑若没有坚实的基础，建筑物不稳固，随时可能倾倒。所以职后教育、继续教育与职前教育、学历教育地位同等重要。而在这个问题上，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只重视职前教育、学历教育，而忽视职后教育、继续教育，甚至社会观念和一些教育政策也待调整。
　　其次，继续教育是多元化、多层次、个性化、终身性的。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新需求、新职业、新技术不断出现。职业人对知识的需求不断提出新的针对性要求，学习方法也往往是多形态的。继续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学习、研究，更主动地去适应新变化。譬如：今年9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一次专门研究发展家庭服务业问题。国家把家庭服务业提到了“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调整结构、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和推动。按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00美元时，居民对家庭服务需求急增，家庭服务业会进入迅猛上升阶段。在中国国情下，把家政服务的概念扩展到家庭服务业，在服务项目的广度和深度上将有很大的扩展。按家庭服务业的概念推算，全国缺口1000万人。北京市已有20万人就业，只满足了一半，还缺20万。其中能担任高档服务和国际化服务的服务员急缺。有个顾主出4000元的高价找不到合适的人。有些岗位悄然被“菲佣”所占领。这个问题就可以说是新产业、新岗位、新要求。既是职业教育问题，也是继续教育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教育培训及时跟上去，主动适应，去开拓、去占领。在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十几年以前初、中、高级软件人才培训也是新项目新职业，那时候培训的许多软件人才现在变成了行业骨干。在北京乃至全国有一大批培训机构由此获得了品牌和知名度。现在，风、核、光伏等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方面的人才培养也需要认真关注。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更多的是较低端的技能型人才（也就是亿万高素质的劳动者）。技能型人才供不应求的矛盾近年来正在进一步加剧，这不但是国内问题，甚至已经成为国际共性问题。例如：电焊工、管道工、高级厨师、餐饮管理、商贸服务人员，物流管理人员等。据一家媒体报道：南通市的造船企业需要2000多名比较熟练的电焊工，在全国招聘来、招聘去，只招来100多名，只满足了1/20。电焊工的培训机构也很少，企业只能自己在职工中办转岗培训班。这也难以满足需要。这表明了我们的职业教育培训市场反映迟钝，不切合实际，培养人才的内容和方法缺乏科技含量，跟不上形势需求。这些情况说明，非学历技能教育培训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大批职业者的转岗培训，还很不适应。既有体系完善问题，也有深度、细度问题，更有发展问题，要做的工作很多。所以说，继续教育的市场潜力很大。我们应该看到，这是自考助学教育重心转移的大方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