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考试报特约记者 刘 婧

　　上周五，北京市房山法院分别公开开庭审理了马某、胡某、康某和被替考人谢某涉嫌代替考试罪的三起案件。这是《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房山法院首批开庭的研考替考案。法院当庭宣判，3名“枪手”及被替考人谢某均因代替考试罪，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庭审现场：声泪俱下，悔不当初

　　“你认罪吗？”“认罪。”在房山法院的庭审现场，记者见证了这一幕。

　　被带上法庭时，谢某佝偻着身躯，步伐沉重。黑框眼镜后，一双涉世未深的眼睛里写满了悔恨。此时，谢某最无颜以对的是父母。原本希望通过考研改变命运的他在第三次报名后，担心自己“输不起”，也担心再次让父母失望，通过一家辅导班的负责人匡某认识了为父亲治病急需用钱的马某。抱着侥幸心理他铤而走险，希望通过花钱“砸”进研究生队伍。

　　考前，马某拿到2000元替考费，听说通过之后还有一个“大红包”，便跟随匡某和谢某从湖南赶到北京。12月26日上午第一场考试，马某拿着谢某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参加研究生考试。庭审现场的考场监控视频显示，因为报考考生谢某是“90后”，34岁已谢顶的马某特意戴了一顶帽子，监考老师发现可疑，两次要求其摘下帽子，将其相貌和证件照片对比。因为相貌差别太大，监考老师报警，马某被当场查获。随后民警于当天在房山区一酒店内将谢某抓获。

　　替谢某考试的马某从进看守所第一天起，就在一遍遍地抄写《刑法修正案（九）》。医院里，他的父亲卧床不起。收了2000元钱替别人考试的他，如今却要交出10000元罚金。

　　随后接受庭审的两名女性替考者胡某、康某和马某一样，均来自湖南，替考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MPA（公共管理硕士）考试。其中，胡某案发前系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内容总监，有着不错的工作和职位。胡某宣读了在看守所写的“认罪书”，字里行间都是悔恨和泪水。

　　“对不起，对不起。”在被问话时，康某重复最多的就是这3个字。她替上司考试。上司承诺考后为其转正。康某替上司来北京参加了之前的现场确认，办理了有自己照片的准考证，但最终仍没逃过监考老师的“法眼”。

　　法庭上，3名“枪手”及被替考者均表示认罪，无人上诉。面对审判员、公诉人以及公众，4个人均表示悔不当初。

　　作为这3起替考案件的公诉人，房山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董莹提出，案件当事人均为考试作弊。无论被告人出于何种目的，其行为都已破坏了社会秩序，影响了其他考生参与竞争的公平环境。枪手替考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社会现象，屡禁不止，即使刑法将其列入犯罪之列，仍有人以身试法。公开审理、定罪惩戒并非唯一目的，重要的是让被告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社会大众予以警示。这才是司法最终的价值追求。

组考部门：“通知警方”，惩罚加重

　　“作弊入刑前，考试作弊的性质是违反行政规章，依据的是《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部分严重的考试作弊行为构成犯罪。考生除了要接受应有的行政处罚，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北京教育考试院研招办相关负责人认为，作弊入刑后，研考有了双重保障。

　　让清华大学研招办老师刘宁印象最深的是，2016年研考明确了遇到诸如《刑法修正案（九）》所列行为的作弊者，考点进行常规处理后还要通知警方。此类考生也成为“犯罪嫌疑人”。

　　据了解，以往研考中，如发现考生有违纪或作弊嫌疑，且尚未达到要终止其考试的程度，监考老师一般会等该科目考试结束后，将考生带到专门处理作弊事件的教室，收集和展示证据，对认定为考试违纪或作弊的填写违规处理单，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对考生做出相应处罚。考生签字领取处罚决定书后便可离场。

　　“之前警方做的是协助性工作。”刘宁说，“作弊入刑后，警方开始介入作弊处理，依法对有犯罪嫌疑的考生进行刑事拘留和审讯。对于能够认定考试作弊犯罪事实的，由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由法院依法审判。作弊行为进入刑事处罚阶段，与考点对考生所做出的行政处罚并不冲突。”

　　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王立勇认为，以往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的，或者组织团伙作弊的人员中，如果是在校学生、在职教师，教育考试机构会通报其所在学校，由学校根据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或者予以解聘。作弊入刑后，仍要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视情节轻重，给予考生暂停参加该项考试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

社会公众：法律引领，威慑更大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实施替考行为的替考人和被替考人均构成犯罪，都要受到刑法处罚。北京市房山法院认定替考人马某、胡某、康某、被替考人谢某涉嫌代替考试罪，并判处相应刑罚。

　　北京科技大学研招办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刘成杰认为，从法律规范的作用角度考察，法律不仅具有评价“人们行为的法律意义与法律后果”的作用，更有预测和指引作用。事实也证明了《刑法修正案（九）》对考生产生了重要的“指引作用”，以北科大考点为例，往年含替考、高科技作弊在内的作弊会发现3起左右；2016年研考在法律的保驾护航下，无一起作弊事件发生。

　　法律的指引作用不只通过较为死板的法条完成，案件公开审理也会产生更直接的普法效果和指引作用，相信明年的国家级考试中，作弊事件会进一步减少。要强调的是，目前北京海淀、房山审理的案件均为替考行为。新的修正案还涉及组织作弊行为和帮助作弊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此类犯罪行为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意味着，组织化或恶意性地为作弊者提供帮助的行为，会遭受更严厉的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