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李书友

小时候，北京是个神圣而又遥远的地方。1983年9月8日，我辗转十七个小时（现在若乘坐高铁，三百多公里的路程，一小时多一点即可到达），从农村老家来到了北京，就读于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商学院）商业经济专业。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校园。三十多年来，我受教于许多前辈老师。值此学校即将迎来七十周年华诞之际，接受学院安排的任务，回忆过往，记录几位前辈先贤的点滴印象，表达我的缅怀与追思。

　[宽厚仁爱的长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学里教授很少。我刚入学时，全学校只有两位教授，其中一位是黄肇兴先生。听学长说，老先生当时已七十多岁，阅历丰富，三十年代初毕业于浙江大学，是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前曾任职某银行总经理。黄教授是学校的顾问，读本科时，我也只是在学校开大会时仰视过老人家就坐于主席台时和蔼可亲的容貌。直到1990年1月，我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老先生主动提出，要与我们这届研究生进行一次座谈，算是为我们送行。那天晚上，老先生和我们二十多名学生聚坐一间会议室，没有其他领导和老师在场。他像一位家里祖辈的老人，给我们讲学习、生活、工作，聊立业与成家，谈如何处理社会关系，听我们的倾诉……言词之间，表露出对我们的幼稚、不成熟的包容，更饱含了对大家深切的关爱。多年以后，我们同学相聚时，还常常提起那次让大家受益良多的座谈。

　[博学严谨的师者]

在我读本科时，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引入中国，只是还处于半遮半掩状态。在我们的课程表里，现在的“微观经济学”被称为“价格理论及其应用”，“宏观经济学”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学批判”。那时，周明星教授已经年近七十，亲自主持成立课程组，编纂教材，制订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讲授两门课程。在我读研究生时，我们的专业主干课“商业经济学”是由系里的四位教授和副教授共同讲授的，其中周明星教授讲授时间最长。每次上课时，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总是一袭中山装，抱着一摞手书的讲义，一丝不苟地娓娓道来。他讲授的内容旁征博引，内容丰富，严谨且逻辑性强，仿佛他那瘦弱的身形里蕴藏着无尽的知识。在我入职工作后，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有位学者讲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一个典故，转身向周教授求证，老先生当即背诵典籍原文，详解出处以及后人的批注诠释，在座学者无不叹服。

　[儒雅慎思的智者]

我刚入学时的系主任是潘大钧教授。在系里组织的迎新会上，我们第一次领略了潘教授的风采。那时潘教授正当壮年，身着即使今天都不过时的正装，戴一副宽边眼镜，稍长的头发一丝不乱，举手投足间透着儒雅，讲话时顿挫有力，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作为当家人，潘教授为系里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他总能在慎思之后做出前瞻性的精准判断。1987年，他主持创立了国内首届广告教育大专系列，培养了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广告人才。1992年由他亲自主持并组建的本科层次的广告学专业成立。1988年，也是在他的推动和努力下，市场营销学专业被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他曾为我们研究生讲授“商业企业管理”课程，授课内容紧密联系业界实践，运用管理学的理论对企业运营中的问题发微抉隐。当然，还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听别的老师和同学说，潘教授曾为我研究生毕业后的工作提供了有力帮助，而他自己从未和我说起此事。直到1995年在陪他出差的旅途中，我问起此事。他哈哈一笑，说早就记不起来了，并说哪个老师不关心学生的就业呢？

　[勤勉练达的学者]

1985年3月，原商业经济系改设为商业经济系和企业管理系，黄国雄教授成为新的商业经济系主任。虽然黄教授九十年代初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但由于学习和工作的原因，我和他的联系还是比较多，尺幅之间，难尽师生情谊。印象中，黄教授凡事亲力亲为，永远不知疲倦。他会跑到本科生的宿舍、自习教室，和同学们交流；他亲自联系、安排我们研究生的社会调查、实习事宜；工作上的事情，他深思熟虑，举重若轻，布置得井井有条；同事、学生到他家，他亲自下厨，做出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大家；乔迁之时，他骑一辆平板三轮车，往返十几公里搬运家具……1990年我刚参加工作，黄教授让我研究并撰写一篇关于批发商业体制的论文。十几天后，我把初稿送给他。过了几天，他对文章结构、内容、文字，甚至标点进行了精心修改，单是修改内容已是原文体量的一倍以上。后来这篇文章发表于1990年第10期的《财贸经济》上。黄教授在商业经济学术界的建树备受尊崇，源自于他厚重的积累和辛勤的耕耘。直到退休以后，他仍然不停地研究新问题，坚持每天写一段思考后的结论，积微成著，结集付梓。

逆境天光

北京市八一学校学生　弓如月

在《水浒传》这部宏大而壮丽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曾被李贽激动地评为“仁人、圣人、勇人、神人、罗汉、菩萨、佛”的鲁智深。“大踏步”可谓是他的标志性动作，从一出场便是“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入，走进茶坊里来”，到后来三拳打死镇关西，心道大事不妙而准备溜之大吉时也要“站起身来，大步离开，一边走，一边回头喊道：‘你这小子装死，回头再找你算账。’”这“大踏步”里有气态昂扬，有光明磊落，有一种势不可当的从容。就从这个词开始，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人物。

我喜欢，喜欢他的豁达直爽。打死镇关西后他无处可去，道：“洒家情愿做了和尚，专靠员外照管。”这话便说得干脆利落，比其他梁山好汉（如林冲等）落入窘境时要痛快得多。

我喜欢，喜欢他的率性和随遇而安。吃酒时听见隔壁哭声便要询问，问明后便要“去打死了那厮”，身边两人好不容易才把他劝住，实比当事人还要义愤难平。他心里就似有一杆道义的秤，任何一点使之倾斜的恶都是他所不可容忍的。相比这杆秤来说，他并不在乎提辖的官职和原本安乐平静的生活，甚至为它弃掉了常人难免的患得患失。入了寺院后，他不去坐禅而倒头便睡。旁边的禅和子推醒他，道一声“善哉”，他回以“团鱼洒家也吃，甚么善哉？”禅和子以怜悯、鄙夷的口吻道“却是苦也。”鲁智深却打趣地反问“团鱼大腹，又肥甜了，好吃，那得苦也？”在这种对旁人来说苦极的日子里，他自有一种闲寂的心境。

有时觉得他不是凡人，行事向来问是非不问利害，论良知不论得失，也许作者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在现实中做不到的愿景，就为他安排了嫉恶如仇的性格以及锄奸扶弱的一生。若世上真有完人，那必要算上他一个。与此同时，他却与那时的社会规则格格不入，就算是英雄，世上也必有将他框住的界限。不知施耐庵先生为他挥毫落墨时，那酣畅淋漓、意气风发下是否也有淡淡的不甘抑或惋惜？

他的结局在所有梁山好汉中算得上是最好的，天光烧灯续昼，死时就应该归于璀璨。

突然想起金老父女在客栈里“只等来日天明”的文段，太阳每天照常升起，属于他们的日出却只有那天鲁智深的到来。正义不来，他们就永远看不到光。

今日翻开《水浒传》，他就仿若那深远夜空里的一颗星，也许形体早就湮灭于浩荡时光之中，回眸而望，已是百年。探手启扉，幸得一阅。

那天光大踏步地走来，也要大踏步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