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 樊本富

　　自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举国一致要求兴办新式学堂和改革甚至废除科举考试，以培养有用之才，一时间朝中重臣张之洞、袁世凯等，都成了兴新学、废科举的领头人物。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由西安回北京，被迫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所动作。首先正式确认并提高了戊戌变法遗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的地位，接着委派主张改革的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主持拟订新式教育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这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称的《壬寅学制》。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正当守旧派忙于筹备补行辛丑、壬寅并科会试盛典时，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张之洞联名会奏，提出了逐步废止科举考试的建议，请“俟甲辰（1904年）恩科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按年递减”。并具体要求：“（各省）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数，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按照这个办法执行的话，十年之后就能停行旧式科举考试，以后的文官全都改由学堂出身。

　　同年五月，张之洞奉命和守旧派首领荣庆及张百熙共同负责修订“学堂章程”。到年底，清政府公布了由他们修订的《重定学堂章程》，这就是有名的《癸卯学制》。这个参照欧美和日本学制制定的章程，详细地规定了全国各级各类学堂学制、课程等，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清政府下诏，“准自丙午科（1906年）始，将乡试、会试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并令全国各省、府、州、县将各地的书院一律改为各级学堂。但由于科举并未停止，人皆观望，各地新式学堂之设进展缓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乙未八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岺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几乎所有重要封疆大员，以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合奏力请“立停科举，以广学堂”，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始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求，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所以“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先自停科举始。”

　　此时的清朝政权已经摇摇欲坠。面对如此众多疆吏之坚请，顽固守旧分子无力抗拒，清廷便于八月初四，即公元1905年9月2日，下诏：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科试亦即停止。于是实际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甲辰科会试，就成了最后的一次科举大考。自隋唐始，历经五代两宋、金、元、明、清，连续施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

　　至于停科举后天下数百万生员（秀才）的善后处理，除了年轻者可转入各级学堂学习，还规定以后每过三年再考选三次“优贡”；举、贡考职也再考三次；“拔贡”则在巳酉年（1909年）补选一次。后来，“优贡”和“考职”只考了两次，清朝就灭亡了。上述优贡、拔贡的补选和举、贡的考职，可以说是科举考试的余波，而最后一次以八股试士，是宣统二年（1910年）的举、贡考职，真可谓与大清朝相始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