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向东

作者简介：

　　胡向东，1987年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考试工作，历经考试课程设计、考试命题、考务管理、录取管理等诸岗位，先后任《自学指南》杂志副主编、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命题中心主任、高考办主任。期间，又先后在华中师大教科院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深造，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和历史学博士学位。1999年，参加创设湖北省博士生入学考试英语联考，开创考试机构为高校量身设考的社会化服务先河。2004年起，主持湖北省普通高考的自主命题工作。2007年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校硕士生导师。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高考改革与考试管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湖北考试史》（合作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高考湖北卷试题分析与评价》（合作主编，2004—2007年分别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湖北科技出版社按年度出版，共4辑）等。

　　是那阵急遽的电话铃声，框定了我多年的工作坐标，然后，里面就填满了高考，高考……

　　推门进去，我立即被满屋的浓烟呛了出来——两个从不抽烟的人，正一口接一口地拔着，红色的烟头快节奏闪烁明灭，似乎那真是“烟枪”，可以将对方击倒。

　　对峙的双方，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是我的小爹（即叔叔）。他们在1977年的冬天，我11岁的时候，让我知道了高考——小爹坚持要去参加，一圆他的大学梦，而父亲认为，好不容易谋到的国营大厂工作，会因此失去。鉴于这兄弟俩的脾气都非常暴躁，我赶紧识相地拉着弟弟远离了这阴霾重重的“高考”，心里着实不明白，一场考试何以能让全家如此紧张。这年的12月7日至8日，湖北省恢复高考后首次举行考试，小爹还是裹着工厂发的大棉袄去参加了考试。转年发榜，分数上了线，结果却像迟迟不肯化去的冬雪一样冰冷——他未能录取。第二年，他又一次报考，并吸取教训，最终被“补录”进了一所师专。“上个师专能咋的！还不是教书！”大人们的争执我不敢介入，却由此知道——“高考又难又麻烦！”

从长计议法

　　如果将“从长计议法”列为高考生涯的第一种计算方法，我由于“直击”高考给家庭带来的重大影响的时间最早为1977年，故高考生涯计算可由以下算式得出：2016（年）-1977（年）=39年；又：鉴于本文写于2016年12月，结果约等于40年。

　　问：“高考作文第一次考漫画是哪一年？”

　　答：“1983年”。

　　问：“你确定？”

　　答：“当然！”

　　这不是电视“快问快答”现场，而是发生在《湖北考试史》编写组内的回答。问者是华中师大一名研究生，他正跟随我参加这本书的编写；头都不抬的回答者，正是本人——1983年高考的参加者，那年高考作文“挖坑”的漫画，怎么可能忘记，答案又怎么会错？

　　1983年5月，所有在湖北襄阳地区参加高考者，都必须先参加“预考”——地区教育局组织的“预考”决定你的高考资格，我由此进入对高考最为焦虑的时期。

亲身经历法

　　如果以“亲身经历法”为计算标准的话，我作为考生“考试环节”的高考生涯约为4个月：1983年5月至8月——5月是预考，7月正式考，8月底拿到录取通知书。而如今，“预考”早已取消，年过七旬都可报考，人们的高考考试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证；从考试到录取的时间大大缩短，人们在标准化考场里考试，不仅条件大大改善，而且一切记录在案；6月上旬考试，实行网上评卷，月底即出成绩，7月中旬第一批网上录取结果即出。从考试到录取，已从4个月，缩至40天左右。

　　在1983年7月7日至9日三天里，我做对了大部分高考题，考上华中师范学院，又一次走进了我们家的宿命——教师行业。算起来我家已有过4名教师了，爷爷、奶奶都教语文，外婆解放前毕业于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是当地最好的数学教师之一；我的母亲也曾当过民办教师代过课，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鼓励我报考师范。不过，这年我因分数而不得不走进师院的时候，大家也认了：高考是公平的，你只够上师范嘛！所以家里总体还是高兴的——毕竟一个孩子的上学和工作问题解决了。

　　四年后的结果，令全家都没想到：大学给解决的这个工作居然不是教师。1987年，我分配至湖北省自考办工作。从学生一转眼就变成了考官，像模像样地戴着“巡视员证”去检查考场。自学考试被人称为建在高考独木桥旁边的社会大学，我们的工作，几乎样样都要对标高考，参照高考。当然，也时常为不如高考受重视而感到不平。高考改变命运，却并非“一考定终身”；机缘总在变化，缘由总在自身。对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考生来说，仅就单纯的“考试”层面意义而言，高考就意味着整整4个月的光阴，在煎熬中燃尽。至今余烬未消。

　　1997年，我开始了“高考工作生涯”。

　　这年7月，湖北整合各考试机构成立省教育考试院后，我开始年年参加录取，之后担任高考办艺体科长，组织艺术、体育等小科类考试；接着担任高考命题中心主任，实现了高考从全国卷到湖北卷的转变；再后来，担任高考办主任，负责高考、成人高考、研究生考试等十余项考试的考务组织管理工作。我见证了高考标准化的推进，3+X科目改革，网上评卷，网上录取，招生并轨和扩招，考录分离，新一轮课改背景下高考改革，直到2016年，完成了2018年开始实施的湖北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的起草……

直接从事高考工作

　　如果以“直接从事高考工作”为第三种计算方法的话，我的“高考生涯”，迄今已整整19年。

　　19年中，真正铭心刻骨地认识高考，还是在高考命题之中。

　　2004年1月的一天，我们接到省教育厅电话通知，作为教育部首批确定的8个省份之一，湖北将从2004年起分省命题；而我，将担任高考命题中心主任，与同事们组建命题队伍，并从当年起为湖北高考供题。谈完话回到办公室，我立即扑到日历前，至今清楚地记得，数了又数，离确定的交题时间，还是只剩109天！

　　实事求是地讲，高考命题的神秘，是最初吸引我的重要原因。什么样的人配出高考题呢？这些人从哪找出来？湖北有吗？那些当初让考生恨之入骨的题目是怎样命出来的？他们咋就知道我们做到这一步就一定会做错呢？怎么才能公平地让能上清华的上清华、够读高职的读高职呢？出的题与教辅材料重复了怎么办？面对众多问题，要感谢神一般的教育部考试中心，他们立即组织了培训，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以及没有来得及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处于先知地位的上海和北京同行，特别是上海考试院，他们已自主命题多年，命题处的同志可以说是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倾囊相授。我们开玩笑说，他们怕我们还会反复来问，干脆啥都说了。唉，反正干的是这种活，又无人争抢，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几次有武警守门的会议开下来，我们至少明确了一点：这不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是，它一定是令人感受独特、值得回味、让人珍视的生命历程。

　　首次高考命题的车轮转得飞快，到处得到的都是大力支持的承诺和行动，还有监督。协调命题教师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顾海良同志说：“武汉大学必须承担这种任务，高考是为高校选拔服务的，这不仅是武大的光荣，更是武大的责任。”就是在顾校长这样一批领导支持下，一大批高校专家和优秀中学教师被我们“挖掘”了出来。数学科的吴教授正插着管子输液，我们到医院动员他参加命题，刚说明来意，立即被他打断：“不用多说，高考命题是神圣的工作，我就是它选出来的，我愿意用全力保持它的公平和科学”，他抚着自己的白发一字一顿地说：“我愿意付出努力。”吴老师连续参加了十多年的命题，有时候自贴路费从美国儿子家飞回来参加，无怨无悔。

　　在一所中学，一名特级教师见面就说：“我知道你们。”看我们很吃惊，他解释说，高考分省命题政策一定下来，你俩的名字就被写在一次培训会的黑板上，有人说，就是这两个人负责命题组织，看你们有没本事找他们打听点消息。听得我们如芒刺在背，骇然，然后肃然。

　　最近几年，开着全省高考考务会，台上台下两三百人静静坐着的时候，我曾出现幻觉，看到这些人无声地围过来，越围越拢，而高考就是那众人捧着的一支火苗，人们感受着它的温暖，又拼命呵护着它的光与热；散会了，人人捧着一支火苗离去，去重新聚拢一批人。蓦然清醒，我又释然：“这就是传递吧。”我也时常听到有人指责它光亮不大，发热也不均匀。不过，想一口气吹熄它的，总算越来越少了。

　　湖北每年高考时有6万多人直接为考生服务。全国范围里，加上相关的，每年服务高考的人员不下500万人；再乘以40年，计算出这些人的高考生涯，该是一个多么恢弘的数字。所以我要说，计算高考生涯有N种方法，我们各取一种或数种，致敬高考，致敬人生。生而有涯，生命的延续却总在进行，高考的光焰流动，是另一种延续，它闪烁到最终的，是人性追求和生命价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