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涛

作者简介：

　　黄河涛，生于1949年1月，重庆市人。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1团（现黑龙江农场总局八五三农场）下乡。1982年1月，黑龙江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学士；1988年7月，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企业管理研究生课程班结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已退休。

　　在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及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出版《现代市场的美学冲击——企业审美文化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冲出困境——走向现代管理的企业文化》、《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劳动关系重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课题）、《企业文化学概论》（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8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黄河涛论文自选集》等，出版或主编10多部著作、教材，发表论文130多篇，约400多万字。

　　我的高考，是四十年前的事儿了……

　　我拆开录取通知书，先用眼光扫了一下通知书的落款：“牡丹江师范学院”。我没报这所学校呀？还记得前些天，刚向参加高考阅卷回来的总场老师打听，说我的数学97分，语文82分，平均成绩80多分。而平均成绩60多分的一位当地考生，十几天前就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半个多月前，调到农场管理局文教卫生处的朋友来电话问：“河涛，你的政审怎么是三类呀？”明白了，我报考的５个志愿，从第一北大到最后一个哈尔滨师范学院，竟一个都没被录取，而很可能是我填写的“服从分配”起了作用。琢磨了一宿，决定放弃录取。既然已经是教师了，何必再读四年？况且又是这么一所不理想的学校。看来对我来说，进“北大”真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可望不可及的奢望了。

　　接下来的两天里，朋友们各种劝说灌进我耳朵：放弃就对了，师院毕业还是当老师，何必再读四年；录取你的牡丹江师院还在农村，条件很差，生活可能还不如农场呢。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不管怎么说，只要能离开农场就行,以我的家庭现状，在农场不会有出头之日。农场文教科的好朋友也劝我，走吧！现在不走，谁知道明年国家还让不让你们这些老高中生报考呢。那两个晚上，走还是不走，一直折磨着我。直到第三天，我决定了，一大早打好背包，赶到场部汽车站，去牡丹江师范学院报到。

　　牡丹江师范学院当时在宁安县东京城镇的农村，当地人称“大荒地”。那里，只有两栋三层高的教学楼和一片平房，四周除了农田就是荒野。我们中文系“77级”三个班的97名同学中，“老三届”的知青占90%以上。这群人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国营农场的知青，按当年的录取政策，凡老高中的，基本都被调配到省内各师院、师专了。在我的同学中，学历、经历和年龄差别很大：有三个女儿的父亲，父亲上大学，女儿上高中；姐姐在我们班，妹妹工农兵学员毕业留下当教师，妹妹教姐姐；“66届”老高三与应届毕业的小弟、小妹们同在一班，年龄相差至少10岁。

　　对于荒废10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当时教材与教师的奇缺，可想而知，尤其对于边远的地方高校，更是突出。我们的俄语教材，就是每次上课前由老师油印的单页合订而成。由于缺少教师，四年期间，中文系的三个班一直在一个大教室上课，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班。

　　要说读书玩命的劲儿，以我30多年高校任教的经历负责任地说，还真没有超过当年我们“77级”的！那时，不管是来自哪个城市的知青，也忘记了进的是什么样的大学，更管不了毕业后的分配去向，一心只想追赶逝去的岁月。身处农村的环境，使我们大学的时光变得极其单调、简单，但多年下乡的经历，使这群人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我们中文系成立了文学社、戏剧社、书法兴趣小组，以及排球队、足球队等。

　　学院附近，是公元七世纪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也是马骏烈士的家乡。我们中文系一班入校后的第一次集体活动，就是参观遗址公园和马骏烈士展览，然后出一本手刻油印的诗歌、散文集《春华》，要求每个同学必须提交一篇散文或一首诗歌。记得当时我写了首《游渤海国凭吊英烈》七言顺口溜：“古林墟堆千年址，遗畔沃田柳丝丝。龙泉上京今安在？陵园花白映绿枝。”

　　进校不久，我们便参加了军训。军训虽然很累、很苦，但对我们这群下过乡的知青来说，只能算“小菜一碟”。所以军训班与班之间，摽着膀子比，连黑板报刊登的小诗也摽上了！我们班岁数最大的同学张忠贤有“且把春梦压在枕边，快把敌情呈上眉梢”，三个女儿的父亲陈新华的“我是军营一颗钉，铆进国门光闪闪”。正是这样一群不甘平庸的平凡知青，毕业后不少人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大放异彩。文学社的韩乃寅同学后来成为省内著名作家兼省作协副主席，系书法小组的组长卞云和同学成为日后省内著名书法家兼省书协主席。

　　记得是1979年初，为了改善学习环境，要求学院尽快搬迁回市区，全院学生还自发组织了一次“罢课”。最后，罢课要求反映到省里，还惊动了教育部。而学院真正完成搬迁到牡丹江市区，却是在我们毕业13年后的1995年。

　　在下乡的9年里，我们拿的都是一级农工每月32元的工资。临要上学的当口，都被转为二级农工，涨到每月37元。在那个年月，对于大多数还未成家的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每月的伙食费，女生不到十元，男生也就十二三元；只是当时物质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为了补充营养，就到附近农村，私下向农民买些鸡蛋，每天早晨用开水冲着喝。剩余的钱就是买书和“送给”每年回家往返的火车了。

　　多年来，家庭问题始终是我背上沉重的“十字架”。1957年，我的亲生父亲被打成“右派”后，父母便离了婚。“文革”中，父亲不堪造反派的严酷批斗，选择了“自杀”，被定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现行反革命”。

　　1979年9月30日下午，一个同学通知我到系办公室，说班主任有急事找我。进了系办，班主任王老师手里拿着一摞厚厚的材料对我说：“黄河涛，你父亲平反了！这是你父亲单位寄来的平反通知书和系里从你档案里清理出来的不符合事实的材料，现在把它交给你。看后，你可以自行处理。”不知是激动还是突然，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刹时一片空白。等我缓过神来，才看见手里的材料厚厚一摞，足有五六十页。

　　当天晚上，在新闻联播节目的广播声中，我从吸烟同学那里要来火柴，找了个墙角，一个人默默地焚烧那几十页最不愿再见的东西。我说不清当时是什么心情，当我一页页把它们扔进火里时，这些年来的屈辱、自卑都一一浮现在眼前……让我至今兴奋不忘的，就是在这些材料中，我看到了20多年没有联系的亲哥哥的通信地址。当晚，我激动不已地给哥哥写了封长信，叙说20多年来对亲人的思念，回忆小时哥哥对我的呵护。很快，哥哥给我回信。当年寒假，我回到重庆老家，在哥哥的引领下，见到了阔别几十年后所有的亲人。我知道，父亲下放劳改后，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哥哥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做过炼钢工、电业局外线工。后来，他自学成才，成为重庆小有名气的工人作家，直到进入《重庆日报》当上副刊部主编。

　　在农场当了几年小学和初中教师，加上从小受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影响，我喜欢上了儿童文学并尝试着写过几篇儿童文学作品。到师院后，我对儿童文学理论产生了兴趣，根据对中国几十年儿童文学作品与理论发展的研究，在大四第一学期，完成了近2万字的论文《童心浅论》，投寄到当时全国唯一的儿童文学理论刊物《儿童文学研究》，三个月后论文发表。

　　毕业前夕，我突然收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来信，打开一看，竟然是我敬仰的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先生的亲笔信。信中，陈伯老问：“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我真是喜出望外！但是，考虑到妻子已经回到北京工作，我只好谢绝了陈伯老的好意。

　　四年的大学生活一晃就要结束了。毕业分配是大家急切盼望又焦虑的大事。校方传来消息说，中央有精神，毕业分配尽量不造成夫妻新的两地分居。十年没有大学生分配，使我们这批“文革”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成了所有单位抢着要的“香饽饽”。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金融研究室，编辑《华北金融》杂志。当时我的金融知识只停留在学过的“政治经济学”的水平，只有边工作边向身边的老同志学习。一年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应聘到全国总工会所属的高校。我心里明白，我还是向往不受更多约束的学校生活，但要在高校站稳“脚跟”，又必须提高学历，读研究生。

　　我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选择点上。可以说，我基本没有过多犹豫就报考了北京大学。这样，经过半年的准备和考试，在1985年9月，我走进了早该走进却没能进去的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