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会军

作者简介：

　　刘会军，1957年生，高考前为洮安县黑水公社下乡知识青年，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法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吉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吉林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

恢复高考，重燃希望

　　1972年1月，我从吉林省洮安县（现洮南市）育新小学（现第四小学）毕业，3月入卫东中学，那时不分初高中，中学四年制。大约二三年级时，学校发了学生证。当时正值革命现代京剧《海港》电影不断重复上映，剧中青年装卸工韩小强有句台词“工作证啊工作证，你什么时候变成海员证？”引起同学们的共鸣。有的同学就仿照韩小强的口气说：“学生证啊学生证，你什么时候变成工作证？”因为当时城里的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初的几年热情过去后，人们大多对下乡有着恐惧。而从农村“抽回来”，返城当工人就成了知识青年热切的期望。于是，有了学生证变成工作证的期待。正值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工农兵上大学也进行文化考试的时候，因此几位平常愿意学习的同学，就有了“学生证啊学生证，你什么时候变成大学证”的感慨。

　　但是，张铁生《一张发人深省的答卷》发表后，“反潮流”、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运动的硝烟再起，依靠考试成绩上大学的愿望再次淹没在运动的大潮中。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又重新点燃了希望。

一包蜡，只点着了一根

　　1977年高考恢复，我因故未能报上名。1978年春节过后，我在洮安县黑水公社（现洮南市黑水镇）集体户复习，准备参加当年的高考。

　　当时农村虽然已经通电，但电力极缺乏，只供生产用电，不用于照明。白天供电，磨米、烧砖、灌溉等均可，天一黑就断电，照明都用油灯。油灯太暗，为了复习，我买了一包蜡，6毛钱10根，很亮还干净。可是，我们户14位户员，只有我一个复习，也就只有我一个人买了一包蜡。于是，今天你拿一根，明天他拿一根。一包蜡很快用光了，我只点着了一根。

柴油灯下乌眼青

　　蜡用不起了，只好用油灯。我自己找了个钢笔水瓶，金属盖上扎个眼，扯根捻，到生产队要点柴油，就成了一盏油灯。

　　东北的春天还很冷，集体户没有炉子，全凭火炕取暖。晚上，我钻进被子，把所有的棉衣、棉裤等等能盖的全盖上，在炕沿前放把凳子，把油灯放在上面，就开始看书，背题。由于灯光昏暗，我必须凑到很近才能看清字。第二天早晨起来，满脸被烟熏成灰黑色，鼻孔都是黑的，成了名副其实的乌眼青。

装卸马车的空隙背题

　　当时我很瘦很弱，1.76米的个头，体重才113斤，随大帮干活，晚上经常流鼻血，还跟不上。生产队照顾我，让我“跟车”，就是跟着马车装卸。这样的好处一是没有大帮人比着，可以舒缓一点；二是装卸之间一般要有很长距离，这期间“老板”赶车，“跟车”的就没事了，可以休息。我兜里揣着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了文字题，每到这时就掏出来背。

生产队长准假

　　但是，无论小学中学，都没怎么上课，只靠自己复习是不行的。我知道县里各中学都办起了义务辅导班，差不多时，就去向生产队长请假。队长是我们集体户的第一任户长，娶了当地最漂亮的姑娘安家落户了。我晚饭后去请假时，他正抱着孩子。我提出请假后，他说了一句：“哼，净事！”就算准假了。

　　我回到县城，根据打听到的信息，在几所中学间辗转听课，经过一个多月的复习，走进了考场。

复习中要挖野菜

　　1978年，生活还很困难。当时家里还养着猪，喂到年底卖钱，补充生活之需。我在复习期间，每三四天要趁听课的空隙去挖一次野菜。我骑着自行车，跑到离家几公里的地方，一般一次连去带回要五六个小时，挖到菜后用麻袋放在自行车上驮回来。每次回家后，我都是匆忙洗洗、吃点饭后就去听课。有一次一位同时听辅导的同学看见我，还揶揄说：“干什么去了，像灰土驴子。”

高考两天，每天两个荷包蛋

　　终于到了高考时间。为了加强营养，高考这两天，每天早饭时，妈妈给我做两个荷包蛋，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答题的特点是，拿到题就从头开始答，答完就交卷，所以时间总是很充足，一般都会提前十几二十分钟。

在火车上看到了成绩

　　听说要出成绩时，我从生产队跑回县城，当晚到一个同时参加高考的好友家去问结果。他当时工作地点就在教育局对面，和教育局的人很熟，我们几个人都委托他帮助查分。我到他家时，几个同学谈得正高兴，记得几位分别是301、308、313分，初步定的投档线是300分（后来降到280分）。我问在超过300分的名单里有没有我，他说没看到。我想这肯定是没过线，因为当年全县文科过300分的好像就十几个人，一眼就能看清的。

　　回到家里，我辗转反侧，很晚才矇眬睡去。第二天早晨早早起来，想赶早车回到集体户，边劳动边备战第二年的高考。火车是早晨4点多开，我家距离车站又很远，我还没进站台就眼睁睁看着火车开走了，只好乘中午车了。

　　中午早早到车站，排队进站时，见到公社小学的一位老师，高考报名时在他那儿填的表。他劈头就说：“你考得不错呀！”我一愣，以为他在开玩笑，就说：“别逗了！”“你不是刘会军吗？”“是呀。”“你跟我走，分在老师那儿。”我跟着他上车后，他就挨车厢帮我找公社教育组的老师，找到后对那位老师说：“快让他看看分，他就是刘会军。”那位老师打开抄来的分数单，我的名字后是：政治79、语文76、数学41.3、地理73.5、历史80.5，总分350.3，后来公布的是350分。凭这分数，我进入了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

能考上大学，要感谢老师

　　我是1964年上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本来“文革”开始后改为九年一贯制，小学五年，中学四年不分初、高中，但这其中由于改学制，我们小学念了七年半，中学念了四年半），几乎贯穿了文化大革命的始终，基本上没怎么正规上课学习，之所以后来能考上大学，全靠自己看书，而这其中主要还得感恩老师。除了很多老师的指导外，还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是不顾风险借我书，记得一位是小学张老师，一位是中学陈老师，我在他们那里先后借到《汉语诗律学》、《古代散文选》、《中国文学史》、《史记》、《后汉书》等。当时，这些书都被当作“封资修”受到批判，老师借学生这样的书，很可能会招来祸端，可他们还是借我了。二是在我动摇时劝我坚持学习。当时学习不仅无用，而且还经常被当作“白专道路”批判。我曾问一位姓赵的老师：“学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赵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宁可学了用不上，不要需要时现学来不及！”听了这句话，我再也没有犹豫过。可以说，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