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方

作者简介

　　李方，女，汉族，1955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曾就学于武汉大学历史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学历。曾就职于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研究一部主任、新疆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历史、新疆现状研究工作。主持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中央交办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边疆研究所重点课题。出版著作7部，发表论文、译文百余篇，调研报告十数篇，常务主编调查报告近百本、《新疆调研》刊物百余期。其中多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2008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1977年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上大学，严格说来，不是不想，而是自知不可能。1971年初中毕业，我就回街道待业了。我们那一届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很高，然而，虽然我是班级学习委员，但这种好事却没有落到我的头上。

　　我家世代书香，祖父、祖母1919年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化学系，然后双双回武汉教书。父亲和母亲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解放后，父亲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教书，母亲在国棉四厂业校（现新河中学）教书主持工作。起初，父亲在学校里红得发紫，身兼教研室主任、学院工会主席、民盟负责人等。1957年在“大鸣大放”号召下，父亲作为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向校方提了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极右）。当时右派大多数被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动改造，1961年以后陆续摘帽。父亲没有下放，继续站讲台，这或许与他业务能力强、校方惜才有关。然而，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父亲因此也没有机会摘帽。也就是说，直到高考前夕，我家子女上大学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上，除了大哥考上省重点实验中学之外，我的另外三个哥姐连上好中学的资格都没有。而我由于“文革”期间实行中小学对口入学的政策，比较幸运上了实验中学。实验中学当时虽已无重点中学的称号，但教师的水平和敬业精神仍是很好的。所以，没能继续读高中，虽是意料之中之事，但我还是备受打击。

　　记得初中毕业后父亲对我们说：“你们这辈子读大学是不可能了，就走提高修养、陶冶性情这条路吧。”为此，家里为我们买了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还为哥哥找画家指导画画，找声乐老师教我们唱歌。在我待业期间，父母还让我到北京、上海、南京、唐山亲戚家居住，让我陪广州表哥表姐到庐山旅游。这些“走南闯北”的经历，让我知道了京广线铁路，知道了长江流经的城市，在以后高考的地理考试中，居然都派上了用场。而从“文革”开始，图书馆被打砸抢，各种世界名著流传于世，哥姐们想方设法借阅，我也跟着沾了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尼克松自传《六次危机》，等等，不一而足，让我们大饱眼福。那时，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我还策划与朋友到蛇山背诵诗词，约定通信谈读书的读后感。记得1972年去唐山叔叔家，我带了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虽然现在有学者批判它扬李抑杜不公允，但那时我可是如获至宝，笔记做了满满一大本。我与堂妹还私自去秦皇岛、北戴河旅游（叔婶随唐山铁道学院即现在的西南交大撤退四川峨眉山了）。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出游，经历堪称惊险，为此我写了一篇长长的历险记式游记。当时我所做的这一切，不带丁点功利色彩，既没有具体的目标，也没有前途的期盼，更没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只有一颗不甘平庸的心。

　　1973年9月，我被分配到红光皮件厂当了工人。该厂主要生产猪皮手套出口国外。起初，我在整理班捆扎手套。后来，在青年打靶活动中我打了一个好成绩，厂领导把我调到机修班当车工，为维修缝纫机等机器服务。不过说来惭愧，我真正派上用场大概也就是几次吧。然而，机修班工作为我提供了另一个学习机会，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画几何图，晚上到手工业管理局举办的补习班学习。这个时间虽然不长，大约就是几个月，每周两晚两节课，却让我复习了部分初中数学。

　　1977年，恢复高考且不重政审的消息传来，我们全家沸腾了，我们兄弟姐妹都准备拼搏一试。然而，我们都是初中生，有的几乎连初中课程都没有上。有好心人劝阻哥姐，招工多少年上不来，好不容易回城了，就别折腾了，读什么大学！但我哥姐坚定地说，上大学是多年的愿望，即使考不上也学了知识，不白费劲！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时全国经济一片凋敝，武汉市几乎天天停电。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复习。没有电灯，就点煤油灯。大哥设法买了10斤煤油，翻山过桥，骑车从汉阳带回武昌的家里；煤油不够了，三哥就自制电石灯，大家围灯而坐，埋头学习。那淡蓝色的弧光，让黑暗的陋室一片光明，似乎象征着我们蹉跎的岁月和重新燃起的希望！

　　母亲也鼓动父亲给我们补习数学。但仅讲了一、两次，父亲就不讲了，大概他对中学这套东西不熟悉，备课也没时间和精力吧。“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工厂、农村，感兴趣的是捣鼓半导体收音机。母亲虽然也是大学生，年轻时成绩很好，年年跳级，小学中学总共读了六年，同时考取三个名牌大学，但后来因肺结核休学。她总说自己学得快，忘得也快，学得不扎实。母亲积极奔走为我们寻找复习资料。政治复习资料就是她从华师一附中找来的。

　　开始时，我拟报理工科，因为实业兴国、科技强国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我家祖辈父辈都是学理工科的。然而，我姐一番话改变了我的志愿。她说：“你自幼喜欢文科，背诵政治复习材料又那么流畅，是学文科的料，还是报文科吧。”于是我就改志愿了。至于专业，我仍想选比较实在的学科，因此选择了图书馆学系和历史系，并同时报考了武汉大学和湖北大学。

　　我在武汉市33中参加高考。记得第一天进考场我并不紧张，因为不抱很大希望，总觉得高中生或文职工作者都比我强，我就是试一试，取个临场经验吧。但后来我紧张起来，因为毕竟地理、语文、数学、政治我都有所积累或准备，似乎考得还好，有点儿希望。记得最紧张的是考语文，刚落座不久，就有人起身交卷走了，后来走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几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心里那个慌哟，心想他们怎么都那么了不起啊，一下子都做完了！而我的作文《学雷锋的故事》写得较长还打了草稿，监考老师就站在我的身后，看我誊抄、收尾。我心里那个紧张哟，既后悔打草稿浪费了时间，又担心老师怀疑我作弊抄袭。

　　发榜前夕，我动过到湖北大学打听的念头，却没动过到武汉大学打听的念头。因为武大是重点大学，我想是进不去的。不过，后来接到录取通知书，我还真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了！这时回想那些早早交卷的人才恍然大悟，他们应该是不会做题才早早退场的。

　　我深知上大学来之不易，在校期间乃至以后工作期间都倍加珍惜学习机会。老天不负有心人，毕业后我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博士毕业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最终成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出版7部著作，发表论文译文百余篇，撰写调研报告十数篇，还有文章十数篇，其中多部著作获全国或省部级奖。2015年我退休，作为“新疆智库”专家、武汉大学边疆海洋学院协同创新研究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审读专家，工作至今。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觉得高考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遇，自强不息精神给了我抓住机遇的能力。我衷心感谢改革开放和高考，改变我命运的同时，也使我有机会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实现了双赢。

　　附带说一句，我哥姐也陆续进入高等学府学习，一时间我家孩子高考成功成为街头巷尾的美谈。我父亲于上世纪80年代初平反重返科研教学岗位，作为该校第一批博导，多次获国家及交通部科技奖，1983年起任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启事

　　征文要求如下：

　　1. 来稿者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参加过高考者。

　　2. 文章为第一人称自述文。文章讲述真故事，抒发真情感，有细节描写，能感动人心。

　　3. 篇幅在3000字之内。

　　4. 来稿文章写明作者姓名、单位、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请随稿提供3至4张本人当年高考时与近期照片，并附个人简介，300字内即可，可写个人经历、著作等。

　　5. 征稿即日开始，2017年12月31日止。来稿择优刊登。

　　来稿请寄：E-mail：

　　ylandly@163.com或zongbianshi@bjeea.cn

　　报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志新东路9号A座 北京考试报社总编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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