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 谢 湘
作者简介:
谢湘,出生在湘江边,成长在长江之滨。下过乡、插过队;做过大国企的产业工人,还当过民兵高炮手。1977年12月在瑟瑟寒风中参加恢复全国高考后的首场考试,在武汉美丽的珞珈山度过了4年难忘时光。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青年报社工作。先后担任过记者部主任、新闻中心主任、教育科技中心主任、副社长等职务。
始终以一个记者的角色坚持在采访一线。1998年抗洪期间,与几十名记者共同把守在长江沿线的堤岸上;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深入中央财大和北方交大两个重灾区,写出了纪实性报道《当非典袭击了大学校园的时候》;2004年,因揭露利用早期教育骗取钱财的骗子——《揭开中国第一月嫂的面纱》走上法庭,最终以法院“正确行使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履行社会职责”的宣判大获全胜。
近年来,关注教育公平,热心公益事业,在建立与完善国家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改善留守儿童的境遇、推动学生营养午餐、促进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等多方面作出贡献,成为新闻界、教育界有一定影响的记者,在媒体圈内有“部妈”和“侠女”之称。
今年春天的小草才刚刚吐绿,武汉大学1977级各院系的校友群早早就热闹起来了。大家网约一件事:金秋十月,一起回“珈”。
我们的“珈”,坐落在中国版图的中部——武汉珞珈山上。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们近千名年龄不同、经历不同的年轻人,手持录取通知书走进这个依山傍水、景色优美的高等学府。我们的人生,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40个春夏秋冬悄然而过。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在人类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能够碰上像恢复高考这样的大时代机遇者一般也不会很多。而我,应该属于那为数不多的幸运者之一。
一次高考,实现两个人生梦想
两粒梦想的种子,是父母给我种下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家住在武汉市洞庭街洞庭村那幢有两个门洞三层楼高的长江日报宿舍。虽然简易,但却是报人的天地。我家的左邻是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著名女记者郭梅尼,右舍是长江日报分管评论部的副老总、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陈修诚。以他们为师,多有收获。
从妈妈那里,经常可以听到郭阿姨的故事,包括她的浪漫。她原是武汉团市委的一名青年干部,因为热爱写作,被中国青年报选上当了一名记者。她的学历不算高,但聪慧勤奋,用心用情,典型人物的通讯写得尤其好,在新闻圈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可以说,我是因为知道郭阿姨而较早知道了中国青年报。
妈妈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带孩子游览各个大学的校园。她相信,这种潜移默化的引导、熏陶,将来会在孩子身上起作用。
有件事情至今难忘。一个周末,爸爸、妈妈带我和妹妹们一起去武汉大学游玩。我们从汉口江汉关码头上轮渡时,天还是晴的,没想到船驶到长江南岸时,几片巨大的乌云带来了一阵瓢泼大雨。于是,我们坐着船在长江上过来又过去,最终还是去了目的地——武汉大学,这个我所依恋和向往的地方。
1973年“五四”青年节这天,18岁的我从武汉到湖北随县贯庄公社插队落户,两年之后又被招到湖北襄樊棉纺织印染厂印染车间当了一名配料工。
感谢邓小平,他以战略家的眼光与宏大气魄,作出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消息传来,妈妈非常激动,连夜给我写信说,“这是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一向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人能够多读点书、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希望你从现在起就开始有计划地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高考”。
受党教育多年的我,一时左右为难起来。我在车间担任团总支副书记、工段党支部副书记,是工厂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我很担心参加高考会带来说我不安心本职工作的舆论压力。
妈妈一封电报把我召回了武汉。她一方面严厉地要求我“看清时代大势”,一方面鼓励我,“基础好,有希望”。最终我还是决定当年参加高考。
为了不影响工作,白天,我照样坚持正常上班,夜晚,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苦学。由于国家电力不足,职工宿舍只有每层楼梯的拐弯处安有一盏昏暗的路灯,每天晚上有亮光的地方总是挤满了炒菜下面、缝衣绣花的青年女工。
这样,我只好强制性地调整自己的生物钟:每天晚上早早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便起床复习功课。鄂西北的冬天特别寒冷,我每天披着一件军大衣学习到天明。
高考结束以后,我在忐忑不安中静等消息。一天,有位同事跑来报信儿:“生活区的大门口张贴红榜了,你榜上有名!”那时的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独自一人悄悄跑去看榜。天哪!在全厂38位上线考生中,我的名字果然排在第一排第一个。
1978年3月,我来到了魂牵梦萦、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度过了4年珍贵的学习时光;1982年2月大学毕业前夕,我在工作意愿栏里毫不犹豫地写下几个大字:“希望到中国青年报工作”,最后也如愿以偿。
一次高考,让我的两个梦想都得以实现,我感觉自己是特别幸福的人。
一项调查,为高考决策提供依据
“作为一个普通人,高考是否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你的命运?”
“你对高考有怎样的回忆和评价?”
……
2007年5月11日,中国青年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大型公众调查问卷”,大大的黑体标题分外醒目。
恢复高考30年了,启动这样的大型调查,在全国媒体中是头一份。
问卷刊出的当天早晨,我在办公室就接到报社党组书记、社长王宏猷鼓励的电话。他称赞说:“这个活动做得很好,做得漂亮,也是我们中国青年报最应该做的事情!”
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破冰之旅,也是中国打开大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先声。恢复高考制度,实现教育公平,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命运,同时也开创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数十年来,高考不仅为国家选拔了数千万各级各类高校新生,同时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数十年来,高考的改革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既有全面扩招的重大举措,也有春季招生的小尝试;既有为鼓励素质教育而出台的各种加分政策;也有将考试题目由全国统一试卷下放给各省自行命题的行动。起起伏伏,疾疾徐徐。同时围绕高考出现的高考舞弊、高考替考、高考移民等问题层出不穷、时有丑闻曝光,我就写过《该是奥赛和高考保送脱钩的时候了》、《裸考:今年高考新添名词》等多篇文章。
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的腾飞过程中,高考承担了沉重的社会功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建立在一定人数规模基础上的公众调查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初步测算出公众对这项举国大考的基本判断和意愿,也希望以此为高考制度日后的改革提供一点借鉴。
进行这项调查的工作量是巨大的。首先,我们要设计好问卷,使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其次,我们要尽可能将相关群体容纳进来,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再次,我们要联合相关部门,使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作为高考的受益者,也是这项调查的主持者、组织者,我和我的团队带着感情,全力以赴,联系了国家从事考试研究工作的专业部门和权威部门——教育部考试中心,与ATA公司共同来做这项调查。
高考毕竟是公众普遍关心的重要话题,这项调查自然得到了公众的积极反馈和响应。我们从报纸、电话、网络等多种方式,征集到全国38087名公众的意见。与此同时,我们还派记者分赴江苏、甘肃、河北六省,对来自近20所高中的551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报社社调中心成梅、唐勇林、谢小亮、方亦晗等年轻专业人员的努力和益普索研究集团等机构的支持下,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拿出了报告。
2007年6月27日下午2点,“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大型公众调查”新闻发布会在一个公众感到神秘的地方——教育部考试中心会议室举行。那个时间段整个北京城风雨交加,雷声滚滚,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公布的调查结果成为当天新闻的最强音。
——95.7%的被访者对现行高考制度给予了肯定,17.6%的人认为这个制度“很好,应当维持”,77.4%的人认为“有缺陷,但仍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89.6%的人自称个人命运因高考得到改变。这种改变,更明显地体现在社会中下层人群中:57.6%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考生认为自己的命运通过高考发生彻底改变,69.1%的农村考生持这一观点。
——92.8%的公众赞同高考必须改革。35.2%的人赞同“只需小改”,57.6%的人认为需要“动大手术”。
当时坐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显得很兴奋。他认为,“此次调查所获得的重要数据,可以视作体现这一方向的最大民意,也是制定调整高考政策的基本依据。”
后来我看到,但凡谈到高考这个问题,“95.7%的被访者对现行的高考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是中国目前最为公平的考试;同时92%的人提出高考制度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是政府部门和戴家干本人用得最多的两个数据。
一次试水,尝试从考试到评价的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特别是承认人的差异,强调创新人才的培养,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对人才的认识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工业化的人才培养方式、标准化的考试选拔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挖掘考试数据,从单一考试到多元评价,从被动的淘汰性考试到自我发现的激励性评价,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一直高度关注高考改革的我,在2011年深入云南探访了教育部考试中心正在云南、海南两地试水、旨在推动高考评价制度改革的“云海工程”。
那时正值7月,全国统一高考结束以后,我看到了在大幕背后悄悄运行的高考改革。
从6月26日零时开始,当年的云南高考生人人都可以在招生考试网上收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电子版高考成绩分析报告单。
报告单好比一张信息非常丰富的“化验单”:既告诉你单科及总分的成绩,也告诉你在各门学科的位次,还用雷达图和柱状图对你学习兴趣和胜任能力的实际状况进行客观描述,同时还将你的所长与高校200多个专业信息进行对应分析,为你填报高考志愿提供参考意见。
从以往一张简简单单的成绩通知单到现在的高考成绩分析报告单,“通知”和“报告”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内涵不同,体现的理念不同,学生由此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也大不相同,可以看作是一次从考试向评价的跃升过程。
40年来,我从高考的受益者自觉成为高考改革推动者,是因为我非常明白,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高考改革是一个指挥棒,它对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发掘每个人的潜能、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