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秀涛

作者简介：

　　丁秀涛，北京教育考试院科研办主任，研究员。1964年4月出生于北京房山，1981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被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系录取，毕业后留校在图书馆工作。1987年考入北师大教育系攻读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研究生，1989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市政府文教办，先后参与了北京市“八五”、“九五”教育规划的研究制定。1996年2月，调入组建中的北京教育考试院院办工作，2001年6月任高招办副主任，2005年3月任院办公室副主任，2007年12月任现职。先后公开发表高考改革研究论文十余篇。2009年，具体负责的《北京高考评价研究》项目获北京市第三届教学成果一等奖；2010年，《大规模教育考试评价研究与实践》项目获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2013年，《北京市新课程高考改革方案研究》获北京市第四届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年，《大规模教育考试评价研究与实践》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花开花落40载，又到一年高考时”。岁月悠悠，从1977年国家恢复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年。在这40年里，我经历了从学习备考、参加高考，到组织高考、研究高考的全过程。可以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高考改革伴我成长。谨以此篇纪念恢复高考40年。

参加高考——改变命运

　　1964年，我出生在北京房山的一个小乡村，1977年，国家恢复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当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高考的恢复，让我以及和我一样的农村孩子看到了新的希望，“通过高考，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我们奋发学习的目标。因为有了目标，中学的学习变得紧张、充实，因为有所期待，枯燥的复习备考也让我感到幸福、美好。

　　1981年7月7日至9日，我与259万考生一起带着家人的祝福、老师的希望与自己的梦想走进高考考场。经过考试选拔，我成为28万幸运儿之一，如愿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并在毕业后留校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应该说，高考的恢复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从封闭的农村走进巍峨的高等学府，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开拓了视野，转变了思维模式。高考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而且为我赢得更精彩的人生奠定了基础。感恩恢复高考！

走近高考——膜拜情怀

　　为了提升能力与水平，让自己有更大的舞台，1987年我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并被北师大教育系高等教育管理专业录取。1989年研究生毕业，通过双向选择，我被分配到北京市政府文教办，主要从事北京市教育发展规划研制与宏观教育研究工作。几年的积淀，让我逐步形成了大局观、全局观。1995年12月，根据《北京市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北京市撤销“一办三局”（文教办、教育局、高教局、成人教育局），组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同时决定组建北京教育考试院等机构。1996年2月，我来到组建中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迎来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点。

　　北京教育考试院由原分属于教育局、高教局、成教局的中招办、高招办、成招办、自考办等机构组建而成。我当时被安排在院办，负责文件管理、院务会、外事、宣传、相关文件材料的起草以及内勤服务等工作。工作虽然琐碎、繁杂，却涉及考试院各项工作，全方位培养人的能力。也是从这时开始，我逐步走近高考——这个对我影响巨大、神圣庄严的领域。我通过收发相关文件的机会，了解、学习高考高招有关政策。每一年高考前后，院务会都会多次听取有关高招工作汇报，研究部署高考报名、考试、评卷、录取等各项工作，让负责院务会记录纪要的我能够了解每一年高考高招的有关情况。每一年各级领导都会巡视、检查考试、评卷、录取等工作，而负责具体协调服务工作的我也因此接触到了高考高招的各个重要工作节点。有一些年份，我还参加了高招录取工作。我最初几乎是带着膜拜的情怀参与其中的工作。

组织高考——神圣使命

　　2001年6月，经过考试院首次院内公开竞聘，经过笔试、面试答辩和综合考察，37岁的我被任命为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开始与高考零距离接触，成为高考高招的参与者、组织者。有人说我太幸运了，这么年轻就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确实，我很幸运。我是1981年因为高考而改变了命运的幸运儿，在20年后的2001年，又幸运地成为高考高招的组织管理者。我只有尽全力、尽所能做好工作，用优异的工作成绩回报单位、回报社会，才能不辱这一神圣的使命。

　　2001年前后，恰逢全面深化高考改革的重要时期，从全国层面看，按照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的“三有助”原则，高考改革在科目设置、考试内容、考试形式、评卷方式与网上录取等几个方面全面推进；高考时间从7月调整到6月；开始进行高校招生自主选拔录取试点。从北京市来看，2000年1月，北京市开始增设春季高考，试行一年两考，并开始进行语、数、英等部分科目的自主命题。同时，社会不正之风不断蔓延，给高考带来很大干扰；而社会对于高考高招的关注与期待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我来到高招办，分工负责秘书、宣传、信访与行政后勤等工作。

　　高考高招工作既关系到广大考生的前途与命运，又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稳定，责任非常重大。任职初期，我面临严峻的挑战与巨大的压力。我将压力变为动力，虚心学习、用心思考、扎实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分管的各项工作任务。我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2001年至2003年高招录取现场的管理和宣传信访等工作任务；成功组织了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大型现场咨询活动，这是北京市最后一次全市范围的高招现场咨询。“非典”之后，为了解决现场咨询大量人员聚集带来的安全隐患，2004年，我牵头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发了“高校招生宣传信息网上采集、查询系统”、“高校招生网上咨询系统”，并成功组织了为期6天的首次高招网上咨询活动，受到考生、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为纪念恢复高考25周年，2003年至2004年，在时任高招办主任吴凤臣同志的领导下，我牵头组织编写了《北京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改革与发展（1977—2002年）》一书。这本书于2004年8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了解北京市恢复高考后高校招生工作的重要史料。

　　从2001年6月到2005年3月，我在高招办工作近4年。这4年，我逐步熟悉了高考高招的各个环节工作；这4年，我也逐步成长为一个较为成熟冷静的管理者。感恩高招办！

研究高考——以学生发展为本

　　按照教育部统一部署，2004年开始广东、山东、宁夏、海南进行高中新课程改革实验，并用4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推进。北京市从2007年秋季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全面实施高中新课程改革实验，这意味着2010年北京市将实行与新课程改革相衔接的新的高考制度。为此，2007年北京市设专项课题进行新课程高考改革方案的研究。在此背景之下，我于2007年12月被聘任为考试院科研办主任，具体负责北京市新课程高考改革方案研究项目，自此开始了我对高考改革的研究工作。

　　高中新课程改革凸显了素质教育“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要使不同特点的学生能够通过个性化的学习，形成不同特点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这就要求高考能够尽量客观地把不同特点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学生的学业水平考查出来，使不同类别层次的高等学校选拔新生更加科学，使不同特点的学生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高校时更加理智。

为此，我们深入研究了北美、欧洲、日本、韩国等十余个国家及台湾地区高等学校入学制度、改革情况，对先期进入课改和有独到做法的省市进行了全面调研，并在北京市10个区县选择了30多所高中学校，进行了包括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的6000人的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北京市高考改革的基本原则；确定了改革策略，即：以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本，将“分类别（层次）设计”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将考试内容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将高等职业教育入学制度的改革作为改革突破口；并在全国开创性地设计了一种新的高校招生考试模式——“高会统招”。“高会统招”是把学生的统一高考成绩与高中会考成绩相结合作为高校招生录取依据的一种招生模式，此种模式后来成为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的重要参考。

　　北京市高考改革方案形成后，我们对全市各区县300多所中学的3000余名一线中学教师再次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一线中学教师对改革方案的意见、建议。同时，分别召开包括学生代表在内的不同对象的座谈会，课题组共召开了几十个座谈会，有数百位不同方面的人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改革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前后数易其稿，最终形成《2010年北京市新课程高考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实施后，我们又对改革方案实施情况进行了跟踪研究，社会各方反应都很好，认为方案既有改革与突破，又符合北京市实际，积极稳妥。2013年，《北京市新课程高考改革方案研究》项目荣获北京市第四届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拉开了新一轮考试招生改革的序幕。我们又开始了新形势下考试招生改革的研究，我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北京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研究的全过程。

（作者为北京教育考试院科研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