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培

作者简介

　　徐德培，1947年生，1972年参加教育工作。1977年高考录取进入江苏省扬州师范学校，1980年分配到江都县中工作。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8年2月从江都县中退休，现工作单位为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国际学校。曾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江苏教育报》等教育报刊上发表教育教学文章160余篇。

1966年初夏，我在江都中学的三年高中生活就要结束了。正当全班同学投入紧张的高考复习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年高考本应在7月举行。6月上旬，我作为班级的学习委员，已经收齐了去扬州参加高考的粮票、照片和有关费用，“万事俱备，只待佳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6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学校广播喇叭里播送了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当天的报纸也证实了这个消息，我们只能照例“拥护”，不再有半点侥幸。接下来，江都中学宣布停课闹革命。那时，高三的同学们还不敢完全抛开书本，毕竟觉得高考还在不远处等着我们。但后来的大串联、大字报、大辩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将高考冲刷得无影无踪。当半年日历撕光的时候，谁也没有傻乎乎地再追问高考的时间安排。就这样，没有进过高考考场的“老三届”，带着一份无奈和遗憾，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偶尔在“知青屋”的稻草铺上做一回“高考梦”，都舍不得醒来。

濒临破灭又重新燃起的高考梦

我的家在农村，就属于回乡知青，比插队知青少一些动员、迁户口、安家的麻烦，“优先”在家乡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为了“须眉不让巾帼”的自尊，男劳动力应该承担的繁重劳动，我大多都参加了，包括大型水利工程施工。

一年，两年，三年……不断增长的年龄告诉自己，高考与我无缘了。后来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有幸参与过文化知识的“监考”工作。然而，录取主要看“政治条件”，文化知识考试只是虚晃一枪。数学笔试中“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六分之一”的考生大有人在，面试时坚称“唐朝的皇帝姓唐，宋朝的皇帝姓宋”的学子也为数不少。当看到这批考生纷纷走进大学殿堂时，我心头掠过一丝悲凉，不只是为了“老三届”的命运，也为祖国与民族的命运。

回乡的第六个年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戴帽子”村小的代课教师，不久转为民办教师。

1976年粉碎“四人帮”，如同阴云密布的天空露出了久违的阳光，人们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在举国欢腾的锣鼓声中，“老三届”也“春心”萌动，幻想着哪怕只是到高考考场坐一坐，也能了却十余年来的一个心愿。然而，黝黑的皮肤、满身的泥巴、厚实的老茧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这一拨人与高考已经不可能有什么联系了。

怎么也没有想到，1977年的秋天刚刚到来，学校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国家将要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10月，国务院发布正式通知，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如同惊雷乍响，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激动与希望。知识青年奔走相告，拖儿带女的“老三届”期望苦尽甘来，从1966年到1977年，积累了12年的高中毕业生都想到考场上搏击一回，用高考成绩证明自己的实力。

曲折艰辛的高考经历

1977年，我正好30岁，上有老，下有小，再加上当时极左思想还未消除，挣脱不了的“家庭出身”和“港台关系”令人窒息，即使考出好成绩，也很难录取，是否参加高考尚在犹豫之中。11月上旬，我的老同学蓬志超从泰兴给我送来高考复习资料、王养年从江都城区赶到乡下劝我参加高考。于是，我带着印有“三忠于”的高中毕业证书和5毛钱报名费，到砖桥公社报了名。

第一次考生集中，吓我一跳，仅砖桥公社就有数百人，挤满了大会堂。我去得迟，坐在最后一排，前面有人不停地朝我指指点点。后来同村人告诉我，他们是说：这老家伙厉害，是“老高三”，我们考不过他。经过初试，砖桥公社留下的考生好像只有几十人，集中在一个教室辅导。我勉强参加了一次辅导，是郭家槐老师讲古文翻译，后来再没有时间去听课。11月10日，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家务、课务同时向我压来。当时我在同和学校任初中毕业班班主任，任教数学、物理与初一、初二两个年级英语，每周25课时，还要兼管学校的一些账务。因此，所谓高考复习，我最多只能在深夜的烛光下看看书本的目录而已。

12月，儿子刚满月，高考就到了。三天高考，我住在王养年的姐夫杭天才家中，没有考前的紧张与焦虑，倒像是难得的度假休息，暂时离开了高速旋转的工作与生活的漩涡。试卷上基本没有难题，我做得很顺手，想来分数不会低。考完后，我心中坦然：5毛钱花完了，对得起关心我的老同学了。至于录取，那是天方夜谭，不该有的奢望。

政审与体检的时间先后，我弄不清了。因家庭出身地主，又有两个舅舅在台湾，其中一个是黄埔军校第14期学员，我自认为政审关难过。记得政审前，在宣传部工作的杭天才还给砖桥公社宣传科科长陈学广打过招呼：既然国家让他们参加高考，就不要在政审上卡人家。这样，我的政审勉强过关。

体检时，每张表格上有好多名单。我正准备去排长队，主检医生潘义松向我招手。原来他手上的一张表格与其他表格不同，上面只有三个人：丁登安、王展和我。于是我们三个人优先进了体检室，很快顺利通过了。后来，在教育局工作的老同学方文连告诉我，那张表上的三个人可能是江都县高考高分获得者。

因为不奢望被录取，我的高考志愿填得很随便：西安公路学院、云南林学院、扬州师范学院。当时，高考后还可以修改志愿。砖桥中学的校长蒋国文找到我，关心地说：“听说你高考分数很高，不必到西南、西北去，都填师范吧，毕业后到砖桥中学来。”于是我填报了盐城师专、淮阴师专、扬州师范学院。

1978年初，江都镇的丁登安接到录取通知了，砖桥公社的万门祖也接到录取通知了。没有我的录取通知，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肯明说。其实，我心里很坦然：家庭出身如此，还是安心做一只不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吧。于是，我迅速回归原来的生活轨迹。然而这一次，我的估计不完全正确，一张扬州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姗姗来迟，这是我1963年初中毕业就应当得到的录取通知，整整迟到了15年。

我考虑再三，服从了命运的安排，毕竟在当时，“跳农门”比登天还难。

被学生送别去上学

1978年3月，我到校报到的日子到了。由我从小学带进初中相处了好几年的那个初中班的全体同学，含泪听完了我的最后一节课，拿出他们凑钱买好的书包、钢笔、笔记本、饭盆、毛巾、洗脸盆，红着眼睛送我到村头，挥泪告别。这幅学生送老师上学的特殊画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进校后才知道，我所在的数学一班50个同学，几乎都是“老三届”，且多为“老高三”，已婚的49名同学生育了77个子女。上学前，他们不少是民办教师，甚至是校长、乡镇文教助理，这次“回炉”，大多为一纸户口。看来学校事前是知情的，没有给我们订中师教材，全部教授大专课程，培养目标为中学教师。这些在农村备尝生活艰辛的“胡子”学生，上有白发苍苍之父母，下有嗷嗷待哺之儿女，每到周六就忙着退伙换钱，买点“乳儿糕”送回家以表舐犊之情。十多年来在农村练就的拼命精神，体现为学习上的一种“狠劲”，同学们憋着一股劲，要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把流失的时间争回来。一些比我们年轻得多的老师，在课堂上需要我们回答问题时，并不直呼其名，往往很尊重地说：“某某老师，请你回答一下。”师生之间相处得很和谐。

毕业时，我要求到宜陵中学，结果分配到江都县中。在我的高中母校江都中学，我先后任教高中物理、高中数学、初中物理，长期担任班主任。1989年国庆40周年之际，我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2002年被评为扬州市学科带头人。

俗话说：一叶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我的个人生命历程不是孤立的，我是“老高三”的一个平凡代表，“老高三”又是“老三届”的排头兵。从我身上，可以见到“老三届”这个特殊社会文化现象烙下的印记；可以感受到“老三届”在“取消高考”和“恢复高考”两个历史片段中，所经历的彷徨、苦涩、酸楚、怨恨、无奈以及激动、欣喜的心潮起伏；还可以寻觅到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十年来新生、曲折、奋起、腾飞的经历在个体生命上留下的痕迹。

和所有“老高三”一样，我已届古稀，安享晚年之际，在夕阳的映照下，还想为祖国教育的天空奉献一抹红霞。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启事

　　征文要求如下：

　　1. 来稿者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参加过高考者。

　　2. 文章为第一人称自述文。文章讲述真故事，抒发真情感，有细节描写，能感动人心。

　　3. 篇幅在3000字之内。

　　4. 来稿文章写明作者姓名、单位、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请随稿提供3至4张本人当年高考时与近期照片，并附个人简介，300字内即可，可写个人经历、著作等。

　　5. 征稿即日开始，2017年12月31日止。来稿择优刊登。

　　来稿请寄：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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