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英

作者简介：

　　曹英，女，1956年生人，1970年随着父母插队，后为下乡知识青年，1977年参加高考，1978入读东北大学（原东北工学院）工程力学专业，毕业后就职辽宁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建筑室主任，1997年开始就职辽宁省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历任教授级高工、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副院长、院长，现已退休，返聘于辽宁省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任顾问总工程师。

　　我1956年出生在沈阳，1970年随着当中学老师的父母走“五七”道路，到北镇县曹屯公社徐屯大队插队落户，在农村念完了中学。后来我又随着他们的工作调动，到辽阳市灯塔区灯塔公社东高屯大队，成为一名下乡知识青年。母亲在灯塔区教师学校教书，父亲在灯塔粮库饲料站管猪饲料。当时，我的最高追求是能从农村抽调到父亲工作的饲料站当一名工人，实在不行，到灯塔饭店当服务员也可以。因为每次进城路过灯塔饭店，都见门口写菜谱的小黑板上，字迹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很替祖籍辽阳的一代文豪王尔烈丢脸，我立志要用自己娟秀的字体代替它。

初知消息

　　1977年秋收时节，一天清晨，我在生产队出完早工回青年点吃早饭，就听到大队的高音喇叭正在广播恢复停滞了10年的高考的消息，还让各部门、各基层单位的领导支持有志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报考大学，有条件的单位还可以给他们时间，或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一踏进青年点的大门，就看见大家聚在一起，七嘴八舌，高谈阔论，振奋的群情顿时驱散了我的满心狐疑。

　　第二天，知青们都不约而同地请了假，找来各种版本的中学教材，开始紧张的高考复习。开始，我们还三三两两地聚在要好的社员家，借用他们的炕桌学习，发现效率不高后，就各自回家。从那以后，一直到高考前，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一直住在沈阳的姥姥家复习功课。

　　那时候，父母每天早晨从沈阳到灯塔，晚上从灯塔到沈阳，乘火车倒汽车通勤上班。可那些日子，他们顾不上劳累，下班回来急急忙忙吃口饭就带上我到他们认为书教得好的同学家，请他们考考我。第一天，母亲领我去了教几何的刘老师家。刘老师让我证明一下勾股定理。我急得直搓手，不知从何下手。刘老师对母亲摇摇头说：“这个水平离考大学差得太远了。”回到姥姥家，我恨恨地看着自己每天下地收割的双手。那粗粗的手纹中浸着高粱玉米杆子的深绿色，洗也洗不净，气得我拿起姥姥刷地板用的马莲根刷子，蘸上洗衣粉用力刷着手心。后来母亲又领我去了教三角的赵老师、教物理的张老师家，他们都无奈地频频摇头。最后父亲领我去了在招生办工作的孟老师家，问他像我这种家庭条件考大学，能否过得了政审关，孟老师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非常困难。”如果说在前几位老师家，我的情绪己经很低落的话，孟老师的话无疑是雪上加霜。出了他家的门，我眼泪就蹦了出来。强烈的自卑感困扰着我，令我的情绪跌入谷底。

紧张复习

　　一个星期日的午后，父亲又领我到我们从前的邻居黄老师家。他们夫妇都是沈阳市数一数二的物理老师。黄老师没有上来就考我，而是先拿来一本厚厚的物理教科书说：“我先从头到尾给你撸一遍。”我头一次听到讲得这么好的物理。黄老师把电工部分的左右手定则概括为“左动右发”，意为电动机原理用左手，发电机原理用右手，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下一个周日，黄老师的爱人唐老师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因为有黄老师讲的内容垫底，一一对答如流。唐老师说：“很不错了，明天下午我在四一三部队给那些考生上大课，先考后讲，你也参加吧。”第二天，我冒雪准时赶到了四一三部队的大阶梯教室，在最后一排挤个位置坐下答题。两个小时后我们交了卷，唐老师便开始讲题。她站在讲台旁，穿一件豆绿色带小碎花的中式棉袄，梳着短发，清瘦，白皙，挺拔。几百人的教室里鸦雀无声，只听到她那夹着广西口音的普通话在教室里回响，每一道题，就概括了一章的内容。我突然感到，有一种美，无关五官外貌的描述，而是一种从内到外只能用心去体会的摄人魂魄的美———那便是启迪你的智慧，增强你的自信，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呀！

　　在我紧张复习的日子里，有一天刚过晌午，母亲提前下班回来，领我来到火车站对面的沈阳饭店。饭店有三层楼，应该是当时沈阳最高档的餐饮。母亲点了一碗红烧肉，一碗米饭，让我吃，她看。我记得清楚极了，那一碗红烧肉1块钱，相当于当时沈阳城市居民每月最低生活标准的八分之一。因为上小学时，如果家庭收入低于每人每月8元钱，就可以免交每学期3.5元的学费。吃到最后，我把剩下的米饭倒进汤汁中，对母亲说：“吃不了啦，你吃吧。”母亲却还是说：“不差这一点儿，汤汁最有营养了。”我赶紧端起碗夸张地往嘴里扒拉饭，以遮挡我止不住的眼泪。

　　随着高考的日子一天天临近，高考志愿书由县、公社、大队层层转达发至我们手中。那时的志愿书简单极了，仅一张纸两面印着表格。当时我这样的知识青年，内心世界也很单纯。考哪一所大学、考什么专业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我完全没有深想，也实在想不出什么。能有比管猪饲料、当饭店服务员还好的出路，我还能有什么奢求呢？填写志愿时，我和几个要好的知青合计，要么就是最好的，要么就是最稳妥的。我填了沈阳师范学院。母亲知道后连声说：“不行，我们当了一辈子的穷教员，下辈子得改改门风了。”后来，母亲跑到县招生办，把我的第一志愿改为东北工学院。

盼来高考

　　1977年12月的一天，雪后初晴，大地是一片耀眼的洁白。我们的考场就设在灯塔公社的大路中学。那一天，全公社的知青和社会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一张张红扑扑的脸，一颗颗热腾腾的心。第一场考的是数学，拿到题纸，我先浏览一遍，一下子乐了，全部是小菜一碟。我闷着头，一声不吭，“唰唰唰”地一道接一道答题，每答完一道题，心中暗想：又是10分到手了。午后考语文，问答题之后是作文，题目有两个：《在沸腾的日子里》和《谈青年时代》。我一看到这两个文题，立刻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我奋笔疾书，不停地写啊写，就像一个多情的女儿，扑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满腔的话从嗓子眼往外涌，一句冲出来，还有一大堆等在后面。

　　高考结束后，我立刻回到生产队干活儿，希望能用过硬的政治表现顺利通过将来的入学政审。不久就有小道消息传来，说我的成绩在灯塔考区排第二，辽阳地区排第四。这样一来，我更需要好好表现了。就在这时，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信不长，开头便说：“杜甫有一句诗：‘所愧为人父’。我要把它改‘有愧为人父’。对于你，我是有愧的。”我明白，他是怕我因了他的历史问题，通不过政审关而深深自责。如果说此前曾因不能及时加入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而对家庭有些许无奈的话，看了父亲的这封信，我不禁泪洒衣襟，立即提笔给他回信：“爸，这个称呼我叫了20多年，头一次像今天这样亲切。我从不后悔作您的女儿。虽然我们目前都在为能不能被大学录取而担忧，但这正是父辈赋予我的更高层次的忧虑。”等到我也为人母，备受“望子成龙”心理折磨的时候，更加理解了父亲当时的心情。

　　后来听母亲说，在我参加完体检回生产队等待录取通知的那段日子，父亲如坐针毡，片刻不得安宁。他先打听到负责我们那一片考生政审的是大路中学的教导主任，姓石，此人家也住沈阳，每日乘通勤火车上下班。于是，数九寒冬，父亲每天早晨4点钟到火车站通勤口等候，一连十几天，终于等到了这位石主任。父亲对他说：“一辈子没求过人，这一次拜托了。”只求他在我的政审表上，对于父亲的历史问题“轻描淡写”一下。

　　腊月三十儿那天上午9点多钟，我正在举家迁回沈阳的新居里洒扫庭除。妹妹从姥姥家回来，小脸冻得通红，手里拿着寄到姥姥家的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被东北工学院工程力学专业录取了，顿时全家一片沸腾。那一天的年夜饭，父亲和妹妹不时用“大学生”打趣我，那是8年中我们家唯一一个双喜临门的除夕夜。

　　1982年2月毕业前夕，我光荣地成为我们班同学中的首批党员。班党支部书记找到我说：“你对党很忠诚，在入党志愿书上把家庭社会关系、政治历史问题填得很全。而你的入学档案上什么都没有，连你父亲曾经是‘右派’都没写。”那一年的除夕，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我跟家人讲起了这件事。父亲举起一杯酒：“这杯酒我敬石主任。”说罢，将那酒一饮而尽。其实，自那次求石主任以后不久，父母也因落实政策回到沈阳继续教书，再也没见过他。想来石主任一定早已退休在家，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了。

　　2014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眼含热泪看完恢复高考的整个过程，了解了自己的命运是怎样得到了改变。假如我当年不能上大学，也许在灯塔的东高屯，那个小小的村庄，会多出一个农妇，整天为母鸡多下一只蛋、肥猪多卖几斤肉而欣喜不已；也许在辽阳的灯塔区，那个小小的城镇，会多出一个饭店服务员，除了每天麻利地端着盘子穿梭在餐桌之间，还会用娟秀的楷体写出每日菜谱；也许在灯塔的饲料站，会多出一个女职工，终日为猪饲料的存储批发而奔忙……

　　转眼，40年过去了，年过花甲的我，无论是在人生低谷还是事业巅峰，无论是在职场博弈还是含饴弄孙，每每提起1977———在我高考的日子里，尘封的往事便如洪水决堤般喷涌而出，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也化作一幅幅靓丽的风景，完美着我的人生旅程。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启事

　　征文要求如下：

　　1. 来稿者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参加过高考者。

　　2. 文章为第一人称自述文。文章讲述真故事，抒发真情感，有细节描写，能感动人心。

　　3. 篇幅在3000字之内。

　　4. 来稿文章写明作者姓名、单位、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请随稿提供3至4张本人当年高考时与近期照片，并附个人简介，300字内即可，可写个人经历、著作等。

　　5. 征稿即日开始，2017年12月31日止。来稿择优刊登。

　　来稿请寄：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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