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红

作者简介：

　　邓红，男，教授，博士，1958年11月出生，四川内江人，1978年1月入读武汉大学历史系，日本九州大学博士，现任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文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汉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哲学史研究者。

　　2011年11月7日，邓红回到生活过两年多的复兴公社五大队第六生产队，在当年的民办小学旧址前留影。

　　我是半个隆昌人，50年代后期出生在四川隆昌县城中心街。后来历经辗转，我们回到父亲的故乡四川合川县城（现在的重庆市合川区）安家。

　　在合川，我初中一年级开始参加校队踢球,先后入选县青少年足球队、县中学生足球代表队，后来还代表江津地区参加了省级比赛。这样，除了文化知识，我有了足球特长。

　　1975年7月高中毕业，我来到母亲的家乡隆昌县插队，并在1977年从隆昌考了大学。

在隆昌当民办教师

　　当时四川省知识青年下乡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知青点，知识青年以父母所在的单位或居住的地区为中心结成知青点，集体生活，集体劳动。一种是插队落户，知识青年一个人到某个生产队去安家落户，单独生活，和农民一起劳动。

　　我插队的地方全称叫隆昌县黄家区复兴公社第五大队第六生产队。

　　当时的黄家区所在地叫黄家场，是隆昌县最偏僻的一个区，素有隆昌的“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之称。而复兴公社又是黄家区几个公社中最边远、也最穷的地方。

　　记得是1976年的夏天，我们大队一个姓满的书记找到我，说大队民办小学陈老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开除了，大队准备让我当小学老师试试。于是18岁的我，便成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

　　那时候，民办小学起源于“耕读小学”。“耕读小学”是以大队、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的，是以没有上过学的孩子为对象的半耕半读的学习班，学习小学的语文、数学等学科课程。“文革”中，“耕读小学”全部改成了民办小学，主要解决不能去公社完小上学的孩子的上学问题。所谓“民办”，主要指教师的报酬形式是由生产队支付工分，教育部门每月补助一点学习费。我记得我的收入是生产队每年补助3600工分（每天10分，一年360天算），每月再从县教育局领10元现金。

　　尽管如此，这对当时的人来说，已经是“大款”了。

1977，高考那年

　　说句不太谦虚的话，本人体育不错，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在合川一中上初中和高中时一直是全班的尖子，高中毕业时就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名著。只是时运不济，文革教育制度改革，居然把我们的高中缩短为两年。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我觉得世道要变了，于是回城把当年高中学过的课本找了出来，带到乡里，在煤油灯下慢慢把失去的记忆捡回来。我在生产队的农民家还找到一本《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白居易的《长恨歌》等背得滚瓜烂熟。

　　记得那是1977年10月21日早上的“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头条新闻发布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的消息。中午，我们公社的喇叭突然响了：“第五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知识青年邓红，你妈妈打电话要你赶快回城里，有重要事情。”当时没有电话，交通也不方便，重要事情都是广播通知。这时，我才知道家里人已经着急了。

　　隔了两天回城后，我发现隆昌城里的高考热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我二姐早已开始准备，桌子上堆满了高中各科教科书和复习资料。和我同年的亲戚家的小表叔已经脱产复习。隆昌一中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

　　我由于下乡两年多，理科成绩荒芜，犹豫了三天，决定考文科。我又想到文科毕业教书的可能性大，教语文历史之类，还不如教体育，再率领一支足球队，不亦威风得很？于是报考了体育学院。

　　1977年高考，四川省规定考前填报6个志愿，但体育艺术类的学院要填为第一志愿。于是我的6个高考志愿为：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云南林学院林业经济系，宜宾师专。

　　四川省的高考时间定在12月10日和11日。考试前的一个来月，我大概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我和姐姐、小表叔一起复习、交流经验。他们两个都考理科，和我关系不大。当年文科考语文、政治、数学、史地四科。我的战略战术是“不管语文”，因为语文知识全靠平时的积累，作文靠文笔和读书量，短期突击复习用处不大；“抢背政治”，主要依靠当时一些热心肠编的复习资料；“猛攻数学”，因为数学在毕业两年多没有摸过，尽管底子还不错，但要把高中两年学过的部分捡起来大概就要20来天；“最后几天抓史地”，高中的历史地理课本幸好还没有丢失，考前全部看一遍大概就没有问题了。

　　1977年12月10日，考试开始了。隆昌的文科考场设在隆昌二中。当年的准考证，还完好地保存在我的影集里，现在想来至少算三级文物了吧。

　　考试的自我感觉不错。不过由于民办小学还没有放假，我考完后马上又回生产队了——没有考上还得继续当农民呀！

文化课过线，又考体育专项　　记得是1977年12月的某一天，公社突然通知说我过了高考合格线，马上要去县里体检，报考体育学院的要考体育专项。我到县城参加了体检以后，看见县教育局门口贴了一张通知书，说第二天在县体育场考体育专项。

　　第二天，我找合川二中的体育老师借了一双跑鞋，从箱子底下找出当年打球的衣服穿上，还找出了一个足球，兴冲冲地到了县体育场。一看，参加体育专项考试的全县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一名女生——县篮球队的主力，再一个就是我了。

　　原来1977年因为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一开始异常重视文化成绩，要过了普通高校高考合格线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体育院校的专项考试。殊不知那一年四川省的体育院校招生名额一共有300多个，而报考了体育学院又同时过了普通高校高考合格线的才60多人。据说后来，体育专业的高考合格线一口气降了50分。

　　就为我们两个考生，来了几个成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内江地区体委的领导，再加上本地县体委的官员，考官就有十几个。

　　体育专项考试分身体素质测验和专业考试。身体素质考4项：100米跑，13秒5及格，我跑了12秒9；垂直跳高，50公分及格，我跳了70公分；引体向上，10个及格，我只拉了9个；立卧伸，要求1分钟做25个，我做了40个。

　　考专业时，由于体育老师不懂足球，临时找了一个来看热闹的、下放到隆昌的重庆下乡知青、和我同样参加过1973年四川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的重庆中学生队的队员来对练试脚。这样的考试为“文革”后的第一次，来看热闹的人很多，体育场边黑压压的一片，我们出尽了风头。

　　春节前，省招生办发的全省第一批录取通知书率先来到了我手上。打开一看，并不是成都体院的录取通知书，上面赫然写着７个大字“武汉大学历史系”。此事据说轰动了隆昌县城。进校后我才知道，那年的录取方针是“先重点后一般”、“先省外后省内”。由于我的高考成绩不错，４门加起来300来分，又有体育专长，所以被所报6个志愿中的唯一一所重点大学、且是外省的武汉大学优先录取了。

　　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进了武汉大学。

　　一个月以后，我姐姐拿到了西南农业学院蚕桑系的通知书，小表叔也拿到了宜宾师专数学系的通知书。那个考体院的打篮球的女生更绝，居然考上第三军医大学。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启事

　　征文要求如下：

　　1. 来稿者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参加过高考者。

　　2. 文章为第一人称自述文。文章讲述真故事，抒发真情感，有细节描写，能感动人心。

　　3. 篇幅在3000字之内。

　　4. 来稿文章写明作者姓名、单位、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请随稿提供1至2张近期照片，并附个人简介，300字内即可，可写个人经历、著作等。

　　5. 征稿即日开始，2017年12月31日止。来稿择优刊登。

　　来稿请寄：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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