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杨益茂

　　杨益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1969年7月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十八团。1978年高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留校任教。主讲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料学等课程。主要著作：合著《中国近代史料学稿》、《中国近代史教程》、《中国方志学纲要》、《台湾—历史与现状》、《太平天国诗文选译》、主编《清代人物传稿》等；著有《交通邮电志》、《工业志》、《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海军衙门与洋务运动》、《奕譞与洋务》、《试论慈禧在晚清变革中的表现》、《日记不完全是为私的》、《皇太极与满汉关系》、《努尔哈赤贡明考》及《李永芳谍事考》等论文多篇。

　　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通过正规考试招收大学生。它不仅是对当时已经耽误了美好时光的青年学子的一种补偿，更是中国将重新走上正轨教育渠道的象征。闻此消息，教育界乃至全国民众极为振奋。学校力图为办好大学而积极筹备，青年学子为挽回失去的时光而尽力拼搏。尽管当时的政策仍然有种种障碍，诸如报考大学，要由单位组织批准，要有政治标准，出身不好的一般不允许上大学等，但是大学正式开办了；青年学子基本可以自己选择报考大学。这犹如一声春雷响彻中国大地，为文化与科技的复兴送来了春天。

濒临破灭的大学梦

　　我早就有个大学梦，但久久不能实现。原因大体有二：

　　一是文化大革命阻断了正常学业。1966年，我正在天津八中读高中一年级。6月时，“文革”使全国鼎沸。我们一群无知的学生也就跟着“闹革命”。不少老师被批斗，“大字报”遍布全校，社会乃至学校内“打砸抢”成风。学校失去了昔日的宁静和教学秩序。

　　其实，我初中毕业时，父亲单位曾在1965年开始办半工半读的技校，专门收取本单位子弟入学，毕业后据说留在本单位工作。此前，天津已经有些中学生到农村、边疆，有的还受到了政府的嘉奖，但是下乡后的许多实际问题难以解决。诸如，父母年老抚养问题、未来工作及生活保障等问题，政策上均没有保障。所以，父母对我中学以后的出路颇为担心。

　　我中学时的学习成绩较好，每次期中和期末考试，都是名列前茅，无论是考几门功课，七门（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地理、政治）或者更多学科，如外语、生物等，成绩平均都在90分以上，最高达到平均97.4分。考试后，各班都要搞一个成绩排行榜。我每次考试的总成绩和平均成绩都是全班第一，也是全年级第一。

　　由于学习成绩较好，我就想在初中毕业后，再上一层楼，也就是一心想上高中，为上大学做准备。换成现在的说法，就是有一个大学梦。因此，当父母劝我上技校时，我谢绝了。然而，刚刚考上高中，只上了一年，“文革”开始了。在高中一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仍然名列前茅，因此，也被贴了大字报，称我为某某老师的“孝子贤孙”。当时，学校停课，大学停办。大学梦也就从此破灭了。

　　二是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文化大革命后期，城市高、初中学生既不能继续升学，也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上山下乡成为主要出路。1968年，我所在的学校开始大规模动员下乡。除个别学生留在城市，其余全部下乡。有的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的到河北农村，有的投亲靠友到其他地方下乡，基本上是当农民或成为农垦兵团战士。

　　1969年7月，我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我们是按照党中央和兵团党委的号召“扎根边疆，屯垦戍边”。可是，过了几年，发现不对了。一些有后门的人逐步离开兵团或农村，参军、提干，而大量苦干、实干的人则无人问津。后来，中央试图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搞一点高等教育，但也给我们知青造成很大的困惑。我虽然积极工作，但不会拉关系、走后门，得不到领导推荐。当时，有人总结说：要想上大学，就不能只埋头苦干，还要会拉关系。干得太好，领导不放；干得太差，难被推荐；还是干得较好，又要与领导有点“矛盾”才容易上大学。这确实是经验之谈。此外，更为普遍的是，不少知青为了回城照看年迈的父母和寻找出路，不得不以身体有病为借口，搞假病退回城。一些接收知青的地区则假戏真做，使不少病退回城的知青长期找不到工作，理由就是你身体有病。这时，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似乎走到了尽头，白卷先生上大学的丑闻也日益受到社会鄙视。1977年，中央恢复高考的决定，犹如春雨降临，为渴望知识渴求上进的青年开辟了一条生路。

边工作，边备考

　　当时，我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面临解散，改制为农场，领导换为地方干部。这时，我已经被任命为政治处副主任，经过反复请求，终于得到农场领导同意，有了参加高考的机会。领导要求我不能耽误工作，同时委任我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农场副书记），任务是率领要求病退的知青为农场修大渠。为了能参加高考，我一口答应。

　　我们农场有知青几千人，绝大部分只能通过病退回城市。当时，在我麾下准备办病退、等待批准手续的知青就有千人以上。在指挥部战友的帮助下，我采取分段包干、逐级验收的方式指挥农田水利建设。这样，准备病退的战友可以较为灵活地利用时间，既能完成水利工程任务，又有时间办理病退手续。我白天到水利工地指挥劳动、检验工程，早晚还可以复习功课，做高考的准备。虽然时间紧张、人也劳累，但生活较有规律。

　　然而，好景不长。农场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各连队选派“小秀才”整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材料。农场党委又临时决定把我抽回来，主抓会议材料的筹备和修改。一时搞得我晕头转向。当时已经是四五月份，而高考时间是七月。我想抽点时间复习功课，结果比平时更为忙禄、疲惫，有一次一上午我竟抽了一包烟。我着实吓了一跳，下决心再疲劳也坚决不抽烟。由于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走路也感觉不稳当。到医院一检查，血压降到50—70。大夫要我立即停止工作，并喝葡萄糖水紧急治疗。后来，会议顺利召开，我又闯过了一关。可是，高考已经临近了。

高考来临，尽力而为

　　面对高考，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报名参加，就要尽力而为。令人难过的是，我手中没有课本，更没有老师辅导。当时高考科目大概是：数学、语文、物理、化学、历史和地理、外语，七门课程，六张卷子。我通过朋友借到当时内蒙古出版的高中数学、物理，可能还有化学，其他科目连课本也找不到。复习只能凭借这两三本教材，其他科要依靠10年前中学阶段积淀下的“老本儿”了。语文方面，好在文字工作有点基础，没有复习；历史，靠当时能看到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等历史读物；地理靠下乡时在天津买的《知识青年地图册》；外语则完全靠运气了。初中、高中时我学的是俄语，本想改学英语，无奈实在没有时间，只自学了字母和几个单词，就到高考时间了。

　　临考试，要报志愿。我认为，报志愿有两大要素：一是爱好或偏好；二是学校或地区。当时，我已三十岁开外。按照过去的学习成绩和爱好，当然是学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因为，我对物理情有独钟。然而，十年后原有的“老本儿”已很难延续，我不得不改为文科。对于学校的选择，我初步考虑，既然要上大学，就上好的、一流的，选择北京大学为第一志愿。但是，当正式上报志愿时，我发现中国人民大学也开始在内蒙古招生。当时人大一般是面对年纪较大的学生。因此，我临时又改报了人大。

　　考点在临近包头市青山区的一所中学。我们农场在包头市几十里外。为了不耽误考试时间，农场领导为我们考生（包括附近的共青农场考生）专门准备了一辆卡车，每天早上把我们拉到青山区考点，下午考完后运回。考试时，考生们大都心里打鼓，底气不足，上一年高考落榜的考生尤其如此。1977年，内蒙古高考由当地出题，数学题偏难，不少考生因此落榜。我就为他们打气。我说，考场如战场。首先要有勇气，要敢考。考上是运气，考不上也丢不了什么，不要怕。要为多考一分而奋斗！这样，我们互相鼓励，气宇轩昂，奔赴考场，中午在当地小馆吃午饭，下午继续考试。连续三天，风雨无阻，我完成了梦寐以求的高考，不久后就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学生。

　　现在，高考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但是，当时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因为，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更改变了中国的前景。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启事

　　征文要求如下：

　　1. 来稿者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参加过高考者。

　　2. 文章为第一人称自述文。文章讲述真故事，抒发真情感，有细节描写，能感动人心。

　　3. 篇幅在3000字之内。

　　4. 来稿文章写明作者姓名、单位、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请随稿提供1至2张近期照片，并附个人简介，300字内即可，可写个人经历、著作等。

　　5. 征稿即日开始，2017年12月31日止。来稿择优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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