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立华，中共哈尔滨市委讲师团退休干部，1969年初中毕业即奔赴北大荒屯垦戍边，达10年之久；1983年大学毕业后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1992年在吉林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91年选调中共哈尔滨市委从事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工作；发表论文140余篇，主编、参编理论教材40余部；200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宣讲个人，获中宣部嘉奖；2013年退休。

　　1979年8月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时，妹妹冲着全家人喊了一嗓子：“咱家‘范进’‘中举’啦！”

　　清代著名讽刺小说家吴敬梓笔下的范进，为了功名20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每每都名落孙山，直到一把年纪才榜上有名，考中举人。我的高考经历与范进还真有点儿像。

　　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恢复招生考试制度时，我在广阔天地“修理地球”已长达8年之久。从听到消息那天起，我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考？不考？掂量又掂量，实在难以决断。不考吧，于心不甘！一方面，上大学是我从小的愿望，虽然26岁“高龄”实现这一愿望已近奢望，但内心深处总盼着某一天发生奇迹，走进“象牙塔”，成为一个真正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一方面，通过考试上大学是我当时回到城市的唯一途径，也是改变命运的难得机遇，错过了，恐怕就真得“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了。考吧，以自己小学六年的文化程度考大学，明摆着不自量力呀！我是1966年升入初中的，那时全国上下到处都在“革命”、“造反”，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所以，我初中三年没上过一节文化课，什么是“有理数”，什么是“因式分解”，一概不知，至于“勾股定理”、“牛顿定律”、“化学元素周期表”等，更是“蛤蟆跳井——不懂”。以这样的功底考大学，岂不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为这事，我在知青宿舍门前来来回回走了好多天，楞是踩出一条小道儿。直到截止报名前一天，我脚一跺、心一横，咬牙切齿地对自己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管它考上、考不上呢，考！考不上不丢人，考上算幸运！”

　　于是，没有任何准备我就进了高考考场。刚刚恢复高考，试题不难。就说我最怕的数学吧，前面3道题我竟然都会做！第一题是四则混合运算，其中有加、减、乘、除和大、中、小括号，这是小学学过的，我会做。但从第四题起，别说会做啊，我连看都看不懂。据此，考试结束后我断定：没戏！肯定没戏！万万没想到，考试成绩出来后，我的总分数居然高出录取分数线38分。得知分数那天，我高兴得无法形容。之后，经过体检、政审，我就一门心思等着《录取通知书》送达了。为此，那年春节我都没回家，一个人在知青宿舍过年，虽说冷冷清清、孤孤单单，可心里揣着希望和憧憬，过得也挺高兴。谁知道，等到1978年3月七七级新生入学报道，我的《录取通知书》也没来。去问、去查，没人答复。我冤、我怨，我气、我恨……结果是大病一场。

　　大病初愈，1978年高考已到眼前。这次，我二话没说就报了名。经过1977年高考，我对自己有了信心：虽然数、理、化不行，但文、史、地还说得过去。因为我打小儿就喜欢写作文，课堂上老师读的范文总有我的。到北大荒后，我坚持自费订阅《光明日报》，从中学到不少方方面面的知识。我觉得，就凭这，考不上本科也能考个专科。1978年高考分为初试和统考。初试成绩一公布，我就乐了，三科261分。这就意味着我参加统考已无悬念。我心想，照这个分数看，统考肯定也能过录取分数线。哪成想，7月18日，离统考还差两天，我突然发高烧，上吐下泻，打了安痛定，吃了去痛片、土霉素，可根本不顶用。19日我乘长途汽车去考试，由于高烧不退，头晕得厉害，走路直打晃儿，走上20来米就得靠着路边的大杨树歇一气儿，攒足力气再往前走。从知青宿舍到长途汽车停靠点只有200多米，我却走了20多分钟。考试那几天，我身体“始终保持高温态势”，三天没吃一口饭，就想吃冰棍儿，可又没处买，只好一个劲儿地喝水。每一科考完，看到当地考生的父母和亲友等在考场外，一边关切地询问考得怎么样，一边递上草帽、西瓜和鸡蛋，而我却独自顶着三伏天的炎炎烈日、扶着墙摇摇晃晃地往招待所走，眼泪就止不住地流。22日上午最后一科考语文，我提前半小时答好了卷子，写完最后一个字，便一头栽倒在地上……醒来时，我已在医院打了两天吊针。后来我出院时，正好公布高考成绩。这一次，5科才考了287分，离录取分数线差13分。我又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只觉得高考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希望的火焰灰飞烟灭，前途命运茫茫然不知所终。此后大半年，烦闷、郁闷、苦闷一直缠绕着我，赶也赶不走。

　　转年4月，我告别工作、生活了10年的北大荒，随知青返城大潮回到家乡，父亲单位给我安排了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就在这时，1979年高考报名开始了。政策规定：考生年龄限制在25周岁以内，1952年7月1日以后出生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可以放宽到28周岁。我生于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刚好在允许报考的年龄内。得知自己还能赶上高考最后一班车，我上大学的念头立刻“死灰复燃”，随即毅然放弃了那份令当时许多人羡慕的工作，以“城镇待业青年”的身份第三次参加了高考。

　　上世纪70年代末，人们生活水平很低。与绝大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很穷。父母忙于生计，没把我参加高考当回事儿，自然也没给我任何优待。考试那几天的早上，我就着咸菜喝一碗高粱米粥，然后从母亲手里接过三毛钱，就一个人去考试了。那三毛钱中，有两毛是午饭钱，一毛是来回的车钱。我是家中的老大，体谅父母养育四个孩子的艰辛，考试那几天，去的时候坐车，回来时走路，尽管路很远，走起来很累，就为省下５分钱。

　　由于没经过初、高中系统学习，我掌握的知识都是片段的、零碎的，而且有许多来自“道听途说”。考试过程中，我靠着平时积累，使出浑身解数答好每一道题。例如，有一道数学题要求“证明勾股定理”。我虽然不知道怎么证明，但曾听“老高三”、“老初三”知青说过“勾三、股四、弦五，勾三加股四大于弦五”，就写上这两句话，然后划一个直角三角形，标明勾、股、弦所在的线段。再如，历史题中有一个名词解释——孟良崮战役。这个战役的名称我在《光明日报》上见过，可不了解具体情况，一时不知怎么解释。静下心来，想起电影《红日》，便根据电影情节答道：“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元帅指挥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场战役。战斗中解放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杀敌，消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活捉师长张灵甫，取得伟大胜利。”又如，政治试卷有一道18分的题是“简述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国统区的革命活动。”起初，我真被难住了，后来灵机一动，想起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在广播里听到、报纸上看到的缅怀文章，于是就依据对那些文章的回忆答起来，比如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处理西安事变、三赴桂林营救和疏散文化届人士；周总理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南京梅园新村、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皖南事变后周总理为《新华日报》题词“千古奇冤”等等，反正能想起来的都写上了，写了满满一大篇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答题自然不尽精准，但是至少能得一大半分。基于此，我觉得这次应该能考上。

　　果然！

　　我三次参加高考，直到28岁才榜上有名，和“范进中举”也差不多了！与范进不同的是，他考中举人后乐极生悲，疯了；而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一点儿不激动，只觉得它来得太晚，起码晚了三年，甚至更长。可话又说回来，晚是晚了，它终究还是来了。“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上大学、读研究生、在高等学府执教、到党政机关任职……

　　回首我的三次高考，彼情彼景、苦辣酸甜，至今历历在目。我常常自问，当初为啥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考大学呢？那本是不可望更不可及的呀！我想，这固然因着想要改变命运的执着信念，但更重要的是恢复高考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机遇。为此，我由衷感谢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感谢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社会共识！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启事

　　征文要求如下：

　　1. 来稿者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参加过高考者。

　　2. 文章为第一人称自述文。文章讲述真故事，抒发真情感，有细节描写，能感动人心。

　　3. 篇幅在3000字之内。

　　4. 来稿文章写明作者姓名、单位、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请随稿提供1至2张近期照片，并附个人简介，300字内即可，可写个人经历、著作等。

　　5. 征稿即日开始，2017年12月31日止。来稿择优刊登。

　　来稿请寄：E-mail：　　ylandly@163.com或zongbianshi@bjeea.cn

　　报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志新东路9号A座 北京考试报社总编室收（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