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教师 董雪娇

　　董雪娇，女，1970年出生，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高级教师，北京市语文学科骨干教师，“北京市名师培训工程”第二批学员，海淀区语文学科带头人。曾发表《快教育，慢教育，谁能胜出？》（《新课程》）《当童心遇到现实》（《海淀教育》）《“屈原与陶渊明”教学三问》《高中古诗教学“素材积累”教学设计之改进》（《北京考试报》）等多篇论文，参与撰写《问鼎高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揭秘大学自主招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部书籍。主持并参与“思维课堂”“中学语文读写相通性研究”“基于活动的中学经典文化落实探究”等重点课题的研究。曾两次获得“北京市先进教师”称号，多次获得“海淀区先进教师”等称号、各级课堂展示活动一等奖、教学技能全能奖。

　　1989年，我高考。

　　隔着近三十年的光阴追溯回去，那个本应该在我生命中轰轰烈烈的一年，留下的印象竟然是淡淡的，就像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

　　因为中考失利，我以两分之差与唯一的市重点中学——葫芦岛市第一高中擦肩而过。为了我的前途，母亲求人把我塞进了市里的普通高中——葫芦岛市第二高中。于是，从１５岁住校开始，我便学会了独自把握自己的人生走向。

　　如果给我的高三生活拍几张剪影，应该是这样的：

　　灰暗的教室永远挤得满满当当。高三那年的晚自习，七十几个人的教室鸦雀无声，不需要老师监管。教导主任来巡视，高高瘦瘦的身影慢慢晃进来，悄无声息地站在门口。某个正在埋头“刷书”的同学不经意抬头，突然发现教室前面多了一个人，不禁吓了一跳。主任却满意地笑了。

　　开阔的寝室是一间大平房，几十个人的大通铺，上下两层。一个人在床上折腾，就会传来好几个人的叫唤：“别闹腾！”但想在这样的寝室多呆几分钟也是一种奢侈。从清晨五点半起床上早自习，到晚上九点半下晚自习，中间是不能回寝室的，除非生病。晚上十点熄灯之后，沸腾的寝室安静下来。如果某天你恰好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偷偷学习到半夜，你会听到磨牙声、呼噜声、喃喃的呓语……偶尔老鼠出来散步，不小心撞到床下摆放整齐的盆盆罐罐，弄出轻微的声响时，你会发现对面被窝里也探出一个脑袋，惊愕地与你对望。

　　食堂永远黑乎乎的，没有凳子，排着几十张大圆桌。每到吃饭时间，固定的十个人围成一桌，男女生搭配，站着吃。每桌设一个桌长，负责找同学搬来一盆饭两盆菜，再动手每人一勺分给大家。吃饭是需要饭票的，每天只有一餐是细粮，其余两顿饭以高粱玉米为主；每到周末有一次改善伙食的机会，可以吃到肉菜或炒鸡蛋。记忆里三年的高中生活几乎天天都会吃黄豆：早餐当咸菜，午餐炒豆腐，晚餐炖豆腐，以致高中毕业后很多年我都怕见到豆腐。

　　这样的生活放到今天的大都市，恐怕孩子们无法想象，但当年的我一点儿不觉得苦。１５岁，正是叛逆的年龄，逃离父母的约束，跟同龄人住在一起，放飞的青春，崭新的生活，让我对一切艰辛甘之如饴。

　　我天生继承了母亲家族遗传的晕车，每次从学校回家，半天的车程我差不多要把肠胃都吐出来，所以也就有了正当的借口不回家，除非寒暑假，当然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记得高三那年“十一”放假，大家都回家了，校园里静悄悄的，只有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选择留下。我从操场边走过，地理老师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迎面过来。老头眯着高度近视的眼睛盯着我看了看，没有停车，却回身冲我竖起大拇指，点点头说：“好！明年这个时候看！”

　　高三寒假返校，是1989年3月。学校通知我们全员参加“高师提前招生”考试。“高师提前招生制度”是当年国家为了改善教师资源，连续五年在全国搞的试点，而我正赶上最后一年。当年的二高中升学率大概在百分之十几，这个数字包含了所有的本科专科录取率。所以，绝大多数学生考不上大学，更别提免费的师范大学。那时候，没有大规模的高考模拟，于是大家都把“高师提前招生”考试当成高考前最正规的模拟考试。因为报着试试的心态，没有压力，我发挥得不错。一个月后，分数出来了，我以全校应届生第二的分数远远超出了提档线，语文成绩全市第一。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我根本来不及跟父母联系。老师拿来了报名表，我大致估了一下，就很随意地填报了志愿，心想反正北师大、东北师大这样的重点大学是考不上的，报了也无所谓。但是接下来的一个月就很煎熬，既然有了希望，就难免心绪不宁，每天都惴惴不安地等录取消息。看别人玩命学习，自己却踏实不下来，更是焦虑。正当我等得快绝望、准备重新投入备考状态的时候，班主任却喜滋滋地通知我，我被东北师大中文系录取了。那一年，东北师大在辽宁省共招了59人。就这样，别人还在埋头苦读的时候，我已经提前两个月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这个时候，我的家人对此还一无所知。

　　我的高考就这样结束了，没有精心设计，没有小心翼翼，没有激情澎湃，也没享受到一点特殊待遇。此后的很多年，我经常跟父母开玩笑：“别人家的孩子高考，鸡蛋总能多吃几个。我是吃着高粱米苞米面就让高考结束了，太亏了！”母亲总是不满地瞥我一眼，唠唠叨叨地说：“活该！谁让你自作主张考师范来着？”当年知道我被师范大学录取，母亲竟然连哭了三天。她认为我女承父业做医生是天经地义，怎么也没想到我会迷迷糊糊选择当个“孩子王”。其实她哪里知道，在当年我自作主张为自己选了文科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跟医生无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当真是做到了“我的人生我做主”。

　　如今，从教二十多年，我早已数不清多少次送我的学生参加高考。我看着学生从独自走进高考考场，到父母送进考场，再到父母送了之后不肯离开、围在考场外面翘首企盼。而现在，我的家长会高三一年都小心翼翼看着孩子脸色行事，提前半年组团为孩子订宾馆，研究高考营养学，研究高考心态；有一批专业机构研究为高一学生辅导人生规划，为高三学生辅导如何报考；一切为高考让路，一切噪音被禁止，警车为考生无条件服务……更有些家长，恨不得从孩子出生起就步步为营，一直为孩子算计到高考。看着“高考”的一步步变化，我有些茫然，是该为教育空前重要的社会地位感到欣慰呢，还是该为这样的激烈竞争感到悲哀？“高考改变人生”的理念，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多竞争的动力呢，还是绑架束缚了人们的思维？思考再三，我却不得而知。

　　然而回望我的1989年，这样在懵懵懂懂中过去了，遥远得像青葱岁月里某一个不起眼的午后，有淡淡的阳光和生涩的青春。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启事

　　征文要求如下：

　　1. 来稿者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参加过高考者；

　　2. 文章为第一人称自述文。文章讲述真故事，抒发真情感，有细节描写，能感动人心；

　　3. 篇幅在3000字之内；

　　4. 来稿文章写明作者姓名、单位、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

　　5. 征稿即日开始，2017年12月31日止。来稿择优刊登。

　　来稿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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