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40年前的1977年，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了。11届考生共570万人走进考场，参加高考。虽然当年的录取率不到5%，但这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希望之火点燃了无数人的心头渴望。参加高考、上大学，成了许许多多人的梦想。40年如白驹过隙，全国已有千千万万青年学子报考高考，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圆了大学梦。

　　难忘的高考那天，难忘的高考故事，难忘的高考记忆……许许多多有关高考的“忆往昔”，都是人们记忆中的明珠，无论隔了多长时间，都会闪闪发光，温暖心田。

　　为了纪念恢复高考带给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巨变，本报举办“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活动，欢迎读者踊跃来稿。

感恩，1978

宗春启

　　宗春启，1951年生人，当过插队知青，当过铁路工人， 1983年初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日报社，在总编室当编辑。1986年主编周末版， 1991年至2000年担任京华周末主编，2001年任社会新闻中心主任，2005年到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担任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2014年退休。出版有作品集《昨天 今天 这人 那事》（民族出版社）和著作《反看红楼梦》（同心出版社）。

　　1978年的那次高考，是一次改变我命运的考试。将近40年过去了，关于那次考试的许多细节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心有余悸

　　1977年8月，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我怦然心动。然而我没有报名，连想也没想，因为心有余悸。

　　我是1967届初中毕业生。初中二年级期末考试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也就是说，初中的课程我没有学完。初中的几何、化学，是我后来自学的。

　　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我是带着课本去的，梦想有一天能重新走进教室，但是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两年以后，全旗有两个知青被推荐去上大学。听说，其中一个被招生的问“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几”，回答是“四分之一”。由此我知道了，能不能上大学不取决你有没有知识。“文革”中拍摄的一部电影《决裂》中有句台词：“谁说他没有上大学的资格？他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其实不尽然：我手上的老茧不比谁少，但是被推荐上大学的好事轮不到我头上。

　　1973年大学招生制度有所改变：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我想：既然考试，那自然要凭成绩说话了？于是我报了名。我那时已经是一名机车检修工了，经过一番复习之后，满怀信心参加了考试。我的一位表亲是当地中学教师，打听到了我的成绩，特来告诉我，成绩不错，等着好消息吧！然而我等到的是那位反潮流英雄交白卷的消息。成绩好不好无关紧要了，因为我父亲旧社会当过铁路警察，我的政审没通过。我只能眼巴巴地看别人上学走了。

　　有个跟我一起插队的同学那次被录取了。听他说，这批大学新生开学先补课，数学课从正负数补起——那是初中一年级的课程啊！就这样，学生们还起来造反，批判老师“填鸭式”的教学。

　　学没有上成，工作中不小心又扭伤了腰，后来发展成腰间盘突出，折磨了我许多年。这还不算，回家过年，父亲跟我大闹一场。他怪我没事找事，骂我不安分……我哭着跑出了家门。我知道，父亲心里也不好受：由于他的原因，儿子失去了上大学的资格。可是历史已经铸成，他又有何办法！

　　那时，知青中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确实如此。当年，一起插队的一个集宁知青跟我很要好。他父亲原是个县级干部，“文革”中被打倒，他成了“黑帮子女”，受到不少歧视。后来他父亲重新出来工作，他也到他父亲所在的县里当了工人，三个月后入了团，五个月后入了党，当年招兵参了军。1971年一个冬天的夜晚，我穿着一身油污的工作服来到火车站，送穿着一身簇新军装的他登上了运送新兵的列车。1973年，我又穿着一身油污的工作服来到火车站送他。这次，他已经脱下了军装，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要到北京去上大学了。列车开动的那一刻，我长叹了一声：人的命运，真是太不一样了。

　　从那以后，我对上大学死了心。

希望重燃

　　1977年的第一场高考过后，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

　　“文革”结束，一系列“极左”政策的废除，使我重新燃起了希望。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政审标准，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了解到这些变化，我后悔错过了第一次报考的机会。

　　1977年，不但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个人生活的变化也不小。我从内蒙古铁路部门调到了妻子所在的首钢迁安矿山公司工作；我们有了一个女儿。拉家带口的，还要不要去上大学？

　　一天，妻子拿来一些卷子让我看，说这是1977年高考的试题。我一看，好多题我都会呀。如果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说不定也能考上呢。要不，我也去试试？妻子说：“去吧，我支持你。”去不去呢？我还是犹豫不决。我问小女儿：“爸爸去考大学，你说，能考上吗？”一岁多的女儿脆生生地说：“能！”好吧，那我就去试试。

　　开始复习了，才发现困难不少。白天上班，复习只能在晚上，可晚上还要带孩子。妻子是电影放映员，晚上要到各采矿点去放电影。我先得哄女儿睡着之后才能看会儿书。时间少不说，复习材料也少。离开中学校门10年了，环境换了三次，手头连一本课本也没有，更没有人辅导。语文凭老底子；历史凭零碎的记忆；数学凭一本“知识青年自学丛书”的《数学》；地理靠一本《知识青年地图册》。凭着那本《数学》，我数学只考了不到50分。有一道大题我说什么也做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圆切角定理”——那书里就没有。

　　单位领导不大支持我报考大学。临近考试，我请了几天假在家复习。才过两天，老师傅来家中找我：“领导让你去上班。”我很无奈。

　　领导并没有恶意，不过是想让我安心在矿山工作，是我辜负了他们的好意。

阵前磨枪

　　越临近考试心里越是紧张。

　　矿山公司派了一辆大轿子车，将参加考试的职工和子弟提前拉到石景山，住在西山八大处脚下北京冶金机电学院（北方工业大学前身）的学生宿舍里。

　　第一个晚上不知睡了多久，睁眼一看腕上的夜光表，啊，六点了！别睡了，去看会儿书吧。怕影响别人，拿着衣服到卫生间去穿，灯光下再一看表：12点半！不禁哑然失笑，又回去接着睡。

　　我一早来到八大处公园，在树丛中找块石头坐下看起书来。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对情侣，在不远处卿卿我我。虽然有树木枝叶相隔，但声音就在耳边。我怕被误认为是窃听，悄悄溜走，来到了龙王堂。三四个中学生尾随我也进了龙王堂。他们兴奋地喊着：“这儿真好嘿，快把他们都叫到这儿来！”拿起铜号一吹，顷刻来了二三十人。没办法，我只好再往上走。香界寺倒是真安静，林木森森，空无一人，静得瘆人。一只不知名的鸟“咕——咕咕”一声接一声地叫着，叫得我心里发毛，定不下神来。下山来到灵光寺，那群中学生也来了。几个男生用石头投掷池里的鱼，被园林工人发现了。愤怒的工人冲上来揪住其中一个就打，登时口鼻流血。一个男老师上前阻拦，工人们连他一起打……

　　唉，想找个安静看书的地方也这么难！

　　考场设在古城中学。这离我父亲工厂的职工宿舍很近，中午我能去父亲的宿舍睡一小会儿。考历史之前的那个中午，我刚刚睡着，脑子里突然蹦出个词：“官渡之战”。发生在哪一年？睡意顿失，赶紧起来，找到一本《毛泽东选集》，从注释中找到了答案。下午历史考卷发下来，名词解释中“官渡之战”赫然在列！我不禁暗喜：真是天助我也。

　　考完语文，我紧张了多日的心轻松了。我请父亲吃了顿饭，我要了一瓶啤酒，给父亲要了二两白酒。父亲小心地说：“都结婚有孩子了，还上什么学呀！算了吧。”我说：“考不上就甭说了。考上就一定要上。我要给咱宗家门儿争口气。”父亲不说话了。

好事多磨

　　我的考试总成绩是357.5分，不算太好，但也超过了340分的录取分数线。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煎熬了：矿山跟我一起报考的，比我分数低的都被录取了，我却总也等不到录取通知。心里打鼓啊：是不是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政审通不过？是不是因为我结婚有了孩子，学校不要？

　　我妻子借着到北京取电影拷贝的机会，到位于台基厂的招生办为我打听情况。负责接待的老师非常和气，告诉她说：“不用着急，回去听消息吧，他会有学上的！”

　　果然，北京市扩大招生，办了几所大学分校。我被位于西单缸瓦市的人大二分校新闻专业录取了。后来才知道，办大学分校这件事，是邓小平委托林乎加同志做的。

　　我很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努力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日报，做新闻工作一直到退休，为党的新闻事业尽了我的绵薄之力，作出了我的贡献。

　　我上学以后，妻子也调回北京。女儿受我影响也爱上了新闻工作，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北京电视台。

　　饮水思源，不能不说1978年那次高考，改变了我30岁以后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妻子、女儿的命运。我一直这样认为：如果不是“文革”结束、不是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就不会有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没有那次高考制度的改革，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就无缘走进大学。人，要知道感恩。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启事

　　征文要求如下：

　　1. 来稿者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参加过高考者；

　　2. 文章为第一人称自述文。文章讲述真故事，抒发真情感，有细节描写，能感动人心；

　　3. 篇幅在3000字之内；

　　4. 来稿文章写明作者姓名、单位、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

　　5. 征稿即日开始，2017年12月31日止。来稿择优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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