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好雅音 华夏有余韵

　　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坐落于未名湖畔，掩映于绿树丛中，一侧是亭轩楼阁，一侧有湖水潺潺，未及近已生雅气之感。博物馆平日设常展，内容多为自远古至明清的考古文物，时不时还有临展，所涵盖范围颇为广泛，中西艺术兼容并蓄。日前所设临展之一为“华夏余韵”，漫步其中，仿佛仍有“余音绕梁，三日而不绝”。

　　中华音乐源远流长，还没有文字之前就有了音乐，从过去原始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呼声中萌发出幼芽，渐登大雅之堂，成为祭祀的礼仪和教化的工具。随着周王室的衰微，音乐也从过去的庄重典雅走向纯欣赏性的“靡靡之音”，以致于孔老夫子发出“郑卫之乱雅乐”的担忧与喟叹。

　　自秦设乐府起至汉乃大成，乐府广泛采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并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提高或改编创作。其中既有《郊祀歌》之类用于郊丘祭祀等典礼的音乐，也有深受民间音乐影响的作品。

　　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战乱频仍，固有的秩序、旧时的信念，统统都已幻灭。人们冀求新的精神寄托，音乐便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当时以琴曲最为流行，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便擅长名曲《广陵散》，可供其“夜间不能寐，起坐抚鸣琴”。可惜随着这位风流不羁的一代名士被处死，《广陵散》也就此失传。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都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音乐也随之更加多样化，包括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和高丽乐等十部。而在燕乐中，最著名的便是令唐明皇“尽日看不足”的《霓裳羽衣》曲。除乐种日渐丰富外，许多新乐器如曲颈琵琶、五弦琵琶、方响、锣、钹、腰鼓、羯鼓等，也都成了常用乐器，尤其是琵琶类弹弦乐器和各种鼓类打击乐器，有了较显著的发展。琵琶技艺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从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中也可见一斑。此外，从敦煌变文中可以看出，自佛教僧侣宣传教义时所用的说唱变文衍生而来的说唱方式，内容从最早的教化发展到后来的历史、神话无所不包，直至明清仍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

　　宋元明清之时，音乐以民间形式大盛。从宋词中那一个个绮丽柔婉的曲牌名，到元曲的奔放直白，再到西皮二黄的咿咿呀呀，从歌女的浅吟低唱到戏台上的有板有眼，各种民间音乐形式普遍得到发展，形成了数以百计的戏曲剧种、说唱曲种和器乐乐种，延传至今。

远古回响

　　从现今某些古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原始乐器来看，其中有不少在原始时代即已出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距今有8000至9000年之久的笛子“骨笛”。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21支骨头制的笛子，它们全部是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个孔。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乐器。此外，在一些古文化遗址中遗存较多的古乐器是陶埙，还有陶钟、陶铃等。

　　这件骨笛出土于汝州市中山寨遗址下层，距今8700—68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它能吹出七声音阶。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七声音阶来源于西方，而我国古代演奏五声音阶。骨笛的出土，证明了早在七、八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具有高超的音乐水平。因此，骨笛被誉为“中华音乐文明之源”。

金声玉振

　　“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诗经·小雅·鼓钟》里如是描述。在夏商周时期，磬、编钟和铙等作为主要的乐器，亦成为先秦雅乐的主体。这套编钟出土于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时间为春秋时期，音域达三个八度，具备完整的七声音阶结构。这批编钟的出土，为寻觅湮灭已久之“郑声”的音乐特征和风格，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编钟除了作为一种乐器外，还是统治阶级身份、地位和等级的象征。

瑰姿逸音

　　两汉时期的中原，中国传统音乐由宫廷钟磬歌舞形态，转入到更为活跃的歌舞伎乐时期。在河南出土的大量陶制明器和汉画像砖、石、壁画中，舞乐百戏的题材占有相当的比重。乐队规模各异，乐器丰富多样，演奏方式纷繁复杂，造就了瑰丽的音乐盛典。

　　宴饮奏乐画像砖出土于河南新野汉墓，为东汉时期文物。画面中三位乐伎跽坐于地，左边一男乐伎因吹笙而鼓起脸颊，右边一女乐伎双手抚琴，中间的女伎双手击掌打节拍。面前有一张席子，席前置一酒樽和三耳杯。两名女乐伎头簪发髻，长裙拖地，腰身纤细。这幅画面呈现的应是相和歌的表演形式，中间女乐伎以手击节且歌唱，两边是丝竹乐的伴奏。

盛世风华

　　中国古代音乐发展至唐代，已经成为融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表演艺术。唐代音乐之美在于它汇融了各地艺术的精华，随着西域音乐的传入，唐代墓葬所出土的大量的彩绘和三彩乐俑，显示出盛唐舞乐的瑰丽多姿与青春朝气。唐后至宋，宫廷音乐逐渐走向市井，寻常人家也沉浸于美妙旋律中。

　　唐代骑马吹排箫乐俑（见图4）身穿施绿釉的宽袖紧身束腰长袍，头戴笼冠，足蹬短靴，骑在马背之上，双手持十管排箫正在吹奏，神情自若，举止优雅。而所骑之马安静站立，通体施淡黄色釉。这件唐三彩陶器色彩对比强烈，形象生动。

　　开馆时间：

　　周一至周日9:00-16:30（如闭馆会另行通知）

（北京考试报记者 安京京 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