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封建社会时，每逢科举“大比之年”，科场就会成为社会的焦点、议论的中心，无数双眼睛会紧紧盯住考场。

　　自科举制度建立，读书人就把考试看得很重。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读书人从应童生试起，要经过一系列考试才能金榜题名。考试对读书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所谓“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考”。尤其是举办乡试、会试的“大比之年”，是决定读书人出路的关键时刻，简直就成了士子前途的分水岭，大有“成则王侯，败则贼寇”之意义。此刻，科场即成为社会的焦点，从朝廷到地方，从皇帝到平民，都在关注着“宾兴大典”，或欲监督，或怀企盼，或凑热闹，或为猎奇。总之，众口所议皆科举。

　　“大比之年”，人人都在关注着科举考试。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关注的原因及内容也各有不同。

　　皇帝应该是最关注科举取士的，因为皇帝是这一制度的最高权力者、决策者，取士的效果将直接影响到官僚队伍的素质以及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因此，历代的皇帝，除个别年幼或荒政怠政者外，大都十分关注考试的全过程。唐代前期，皇帝比较关注的是得人，是科举笼络人才的功能，所以唐太宗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武则天亦曾亲试应制举人于东都洛城殿。

　　随着科场弊端的出现，自唐代至清代，科场舞弊以及由此造成的取士不公，一直是科举制度推行中的主要问题。因此，唐中期以后，皇帝对科举考试的关注点多放在如何保证公平取士、尽量防止舞弊事件的发生上。不论是来自朝廷中的议论，还是来自街头巷尾的指责，凡涉及科举弊端者，皇帝都会极为重视。特别是进入清代以后，科举制遭到越来越多人的指责、批判。为了维护科举制度的声誉，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维护社会的稳定，清前期的几代皇帝都十分关注科举考试，随时留心朝廷及民间的议论，几乎每次开科前都颁发谕旨，或强调士子应严格自律，或要求考官慎重选拔，或下令严肃考场纪律，或专门定出规章以保证公平取士。

　　由于清代的皇帝非常重视“抡才大典”，所以地方官、学校的教官也多不敢怠慢。每届考试时，有些地方官会先期出告示，严申科场条规，提醒士子注意。

　　另外，教官训诫士子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如贺熙龄任湖北学政时，在“大比之年”训生员，可谓情真意切。他指出，考场中诸如怀挟、换卷、枪替等种种弊端，最终是害己，“读书之人，何苦而为此”？他希望“诸生中都要父诫其子，兄勉其弟，朋友则大家劝善规过”，但也强调，“实在有顽梗不率教者，亦不得不加以夏楚之威，屏之门墙之外”。

　　读书人与科举考试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是最关注考场的人群。但是，他们关心的是所取是否为真才，场中是否有舞弊，平民子弟录取多少。可见，他们死死盯住的是科举考试的最终结果。事实上，士子对科场的关注起到了监督作用，而这在科举制度的发展中是不可缺少的。士子眼光敏锐，经常能发现隐藏的问题。

　　由于士子每次考试后都盯着考试的结果，也就使得负责监察的官员不得不预为防范，把注意力集中于科场。

　　应试者的亲属、朋友也关注考场，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心态等待着亲人、朋友的消息。有人满怀喜悦，企盼着振奋人心的消息；也有人忐忑不安，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的结果；更多的人则是出于对亲友的关心。

　　此外，还有一大批人关注考场，既有文人士大夫，也有普通百姓。他们既不应试，也非应试者亲友。他们关注的是科场新闻，更多是旨在猎奇。清代，很多人为了讨吉利，将乡试榜俗称为龙虎榜。有好事者专盯榜中人名，寻找名字中有龙、虎二字者。康熙五十二年会试发榜，第一名为孙见龙，第二名为黄文虎，时人称之为龙虎榜。在明清的文集、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大比之年”的记录，虽然作者的关注点不同，但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些文字不仅在当时有新闻性，对于今天的人们了解科举制的实施状况也颇有价值。

　　总的来说，科场成为社会的舆论中心，对完善科举制度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