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在鸦片战争隆隆的炮声中，中国从传统社会逐渐向近代社会过渡，科举取士制度已不能适应现实社会培养和选拔新型实用人才的需要。而西方文化和近代教育制度伴随着坚船利炮传入中国，它们为改革科举制度提供了推动力和参照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部分具有政治忧患与人才危机意识的传统士绅与洋务官僚开始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新主张。

　　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倡导改革科举制度。龚自珍认为八股取士埋没了人才，提出废除时文，改试策论，以实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想。林则徐上疏，在《请定乡试校阅章程并防剿袭诸弊疏》中力陈科举取士制度存在的弊端。魏源认为：“后世之养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要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以实用知识试士。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日益加深，清代统治岌岌可危，改革科举选拔人才也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一批有识之士先后上疏指陈时弊，要求“于各途考试之外，更切旁招”；罢去时文、小楷，殿试改用誊录，以矫正士习，振兴实用人才。这一时期，科举改革的倡导者以冯桂芬最具代表性。他建议加大考试内容的难度，具体的措施如下：至于所谓难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经解、古学、策问三者而已。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以策问为第二场，史学为主；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

　　戊戌维新期间，主张变革者将教育症结归于科举取士制度的束缚之上。随着时局危机的加深，改革科举的呼声显得更为迫切。1898年6月，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析》中尖锐地指出：用八股取士，致使出现“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他认为：“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在维新派看来，废八股文是改革科举制度的首要任务。严复指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

　　不仅中国的有识之士极力主张改革科举，西方的传教士也有类似看法。他们以异质文化者的身份来审视中国的科举制度，对其利弊得失有着一定的认识，也提出了不少改革科举的建议。1882年8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第704卷上发表《中国专尚举业论》一文，批评分析了科举取士的弊端，指出“天下智能才艺之士一一束缚于举业、制业、试律之中，而不知变计之为，可惜也。”他认为当时科举考试的内容空疏无用，“所举非所用，所用非所举”，专尚举业有害而无利，并说：“窃谓今日之中国，纵不能举举业之制义试律而废之，亦当如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多其科目，而又参以宋司马温公所云……十科取士之制而斟酌行之。”他还建议设立机构，仿照西方之法学习科学技术。

　　至于说要如何变革科举，有的西方传教士开始多主张复古，采用唐代科举多设科目的办法，或参照古代乡举里选的办法，而更多的是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引入西方科学知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