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 樊姗姗

　　在徐治立老师门下求学已经很久，每每见先生，他总是端坐在小屋里，翻看着近期的书刊、论著。他看书要比别人认真些，手中的铅笔随着阅读的速度与思路时不时划出粗细不均的线条。先生衣着朴素、整洁，不大讲求样式，而宽大的衣服，会让人联想到古时读书人的“清瘦”与“单薄”。自然，先生不是“长袍马褂”、“备着戒尺”，也断不是“西装革履”、“出入会所”，却着实给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印象。

　　刚上研究生时，我还略有些狂妄，觉得写论文，也应该有《水浒传》里的“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语话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的那股豪气。第一篇交上去的小论文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窃以为定能得到一番赞许。不曾想，论文发下，我大吃一惊。先生的批注密密麻麻，与我的论文字数不相上下。有改正标点符号和错别字的，有商榷论点、论据的，有校对史料、引注的。读书写作，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且不说观点的异同、优劣，光是这种治学态度就把我慑服了。

　　《吕氏春秋》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研一后半年，为了避免我目光如豆、固步自封，先生鼓励我去北大、清华和人大听课。在他的督促下，我拓宽了专业知识，明确了做学术论文研究的一般方法。先生带我参加过好几次学术会议，并小声地一一向我说明哪位先生研究哪个领域最好、哪位先生新近的学术论文对我的研究方向最是有益。会议结束后，先生也会把我引荐给其他教授，并总是亲切地补一句，“我的学生，很崇拜你”。

　　研二开学后，跟先生几次商讨最终确定了研究方向，我便着手搜查资料。《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在科研的过程中，一个人真正要“笃行”，考验的是学习智慧与能力，这也正是苏轼“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思想。第一个月，我在图书馆里绞尽了脑汁，却只是零星找到了几篇小文章和几点小感悟，再细致研读，发现仅有的几篇文献思想观点竟大同小异。更让我头疼的是，这些文章中的论据跳跃性很大，读完令我更加迷惑。前几次见先生，先生大致会跟我说收集材料的方法、重点与方向。再后来，先生鼓励我研读英文原著。一开始，我还不甚理解，现在看来，确实如此。大多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文章，反而繁琐，不及原著读着简洁流畅、省时高效。先生布置任务时，很少给我资料，也不会告诉我太多具体细节。他只是要我明确方向，其他的都要自己去查阅。后来，我终于从大学里的接受知识型转变为研究型思路，这都源于先生“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教学理念。

　　先生为人为学严谨认真，平时不苟言笑。学生们私下里“品鉴”时，用的最多的词便是“怕”。同级的同学提起他，总是一脸的敬畏，怯生生地说：“呃，我有点儿怕他。”先生的课是规规矩矩的。他习惯面对着大家坐在第一排，先让学生自学从中发现问题，在充分听完同学的认识后再谈他的理解。

　　课堂上不苟言笑的先生，私下却显得十分随和。接触多了，我甚至发现表面看起来严肃、单调的先生，其实也不乏文人的趣味。晚餐过后，先生总会习惯性地去图书馆西侧的报刊栏看看报纸。当然，惊天动地的新闻、回肠荡气的韵事，不是天天有的。不过，大大小小的贪赃枉法的事件、形形色色的社会新闻以及五花八门的副刊，多少都令人开胃醒脾，耳目一新。我想，这大概是先生多年来看报的乐趣吧。此外，每次学术问题探讨完之后，先生总会闲聊说起他学生时代的事情。他读初中的时候就确立了想要追求最高学术的理想，因为自知操作技能要较旁人笨拙一些，所以三十年来一心扑在事业和学术上。“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初来北京的我，像进了果园的猴子，各种活动都想参与，分散了很多精力。先生不忍直接打击我的积极性，会说一些身边的小故事来启迪、引导我。偶尔闲聊，先生还会跟我说起学界“大牛”们的一些逸闻趣事，颇为温馨。

　　痴书于读书人而言，是最稀松平常的事。上次我去办公室找先生，一进门他就乐着让我看他刚从院图书馆淘回来的旧书。端坐在书桌前，他边笑呵呵地介绍事情经过，边拿着白色抹布一本一本拂去上面的灰尘。先生办公室有两个大书柜，每次谈话提及某本书时，他总能熟练地从书柜中找出它们所在的区域、夹层。先生的书被安置得格外整齐。有一次闲谈，我对先生说，看他的书柜、书桌，总让我想起古人说的：“一屋不扫，不足以扫天下。”先生笑着说，古人的这些个事他也不懂，不过是习惯罢了。此外，先生会把他新近看到的好论文、新论著拿给我看，所以往往我是空着手去，拎着好些东西回。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先生自己治学是如此，对我的教导也是如此。自然，先生并不总有真知灼见。然而就算想起他那些小缺点，我也会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