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古代科举制度下，有一个有趣的婚配现象：中举士子是丈母娘的最爱。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立即变成香悖悖，成为丈母娘眼中的金龟婿。

　　封建社会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其选拔标准主要是门第高低；而婚姻也同样注重门第。因为就士人的命运而言，其最为关心的即婚与宦二事。但是，自科举制度建立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观念也悄然从单纯重门第向逐渐重功名转变。财产的丰俭，是传统观念中择偶标准的重要参考，当然在科举时代也很被看重。但从唐代开始，人们的择偶标准中，首先看重的是科举功名。由于富贵与功名是不可分的，而进士及第就意味着辉煌的仕途，所以进士就成了公卿富豪的东床佳选。

　　唐代长安风俗，每逢礼部放榜之后，曲江大会期间，新科进士便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也是权势人家择婿的主要目标。史载，“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细车珠鞍，栉比而至。”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注重功名构成了唐代婚姻习俗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据记载，有一官僚子弟，性格落拓不羁，“少孤，依于外家”，舅舅有女，才色双全，于是向舅舅家求亲。舅舅对他说：“汝且励志求名。名成，吾不违汝。”此子遂发愤笃学，四年后成名归，终娶舅女。功名竟然成了选择婚姻对象的先决条件。

　　“郎才女貌”一直是人们评判佳偶的理想标准。科举制度的建立，使这一标准有了新的内容。随着科举发展，功名对世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唐以后，书生只要金榜题名，便可轻易地扫除障碍，与绝代佳人喜结良缘。这也表明，在择偶观念中，科第渐重于门第，而郎才女貌渐重于门当户对。

　　进士放榜日，公卿家有欲嫁女者，凌晨便驾车前往新科进士赴琼林宴必经的“金明池上路”，待新进士路过时，各家争相选择意中之人。当日得中东床之选者，往往十之八九。王安石回忆及第时之盛况有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红裙”当然是那些待嫁的女子，“绿衣郎”即身穿绿袍的新科进士。在万人瞩目之中，身处其境的进士哪一个会不为之所动？正如宋真宗劝学诗中所说：“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进士如此，状元则更成为官宦人家追求的目标。科举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是描写状元被招为驸马的。

　　唐宋以来注重功名的婚姻风俗在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世人的目光不仅盯上金榜题名者，就连始获一青衿之生员，乃至将来会成大器的少年都会成为择偶对象。有些地区的风俗，甚至认为与秀才接触都会带来福音。

　　科举时代婚姻观念的变化，是由科举制度促成的。它使“郎才女貌”这一择偶形式成为一种时尚和习俗，比起重门第，强调门当户对还是进步了许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重科第不重门第，只是择偶的眼光看得远了，不计较一时之富贵，为的是将来终生的富贵。因为科第毕竟是与做官联系在一起的，而人情世态之势利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重科第实为重官位。正因为如此，在科举改变婚姻观念的同时，也为人间的婚姻家庭关系增添了许多戏剧性的内容，带来了诸多家庭的婚姻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