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为社会选拔了一批批优秀人才。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病逐渐显现出来，越来越不能适应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逐渐走上末路。

　　科举弊端的要害，突出表现在考试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的需要，即“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特别是从明朝开始推行八股文以后，从童生试到乡试、会试都要考八股文，而乡试、会试的阅卷录取，均以头场所试之八股文为重。由于学校教育自明初始，已完全服务于科举考试、服从于科举考试，并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因此，士子自幼读书就要学八股、练八股，及至应试。而八股文的写作要求应试者完全按照四书五经及官方指定的注疏，“代圣贤立言”，不准发挥己见。同时，在形式上又要严格按规定的格式排比对偶，且有字数限制。这无疑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消磨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读书人的摧残。对此，明清时期的有识之士及进步思想家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

　　早在清初，统治集团内部在是否取消八股取士的问题上即有过激烈的争论，并在制度上出现了摇摆。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曾颁发上谕：“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并且宣布，自此“乡、会考试，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废八股之后，又引来了许多议论。结果，康熙七年（1668年）又恢复了八股取士的旧制。

　　乾隆九年（1744年），清廷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次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八股取士的问题，而是直接针对科举制度的存废。兵部侍郎上奏乾隆，认为“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请求加以变革，同时特别强调，八股文不适合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对于科举的弊端，清政府并不是不了解，但认为只是一些小的毛病，只要在出题者和考官等环节做得完善，科举还是一项好的制度。结果，清政府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维持科举制度，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

　　清政府坚持八股取士，使得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把时间、精力完全花费在死背经书、练习八股文上，而无暇过问经世致用之学。应该说，清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科举制度像一根魔棒，令天下读书人大多跟着它在转，一辈子读书、一辈子应试的人比比皆是，而终老考场的也大有人在。但在清代，放弃功名而专攻琴棋书画，或潜心著述者也不在少数。曾国藩就明确告诫自己的孩子不必习八股。至晚晴，科举制度已走进死胡同，废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在科举体制下，学非所用，所培养的人才大多无经世致用之才，而一批有真才实学者却被埋没。

　　鸦片战争后，传统教育空疏无用的弱点完全暴露。其实，早在明末，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西方一些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技术便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不知西方的自然科学为何物。尤其到了清末，西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潮流和世界的发展。而科举制度仍然引导人们埋头于四书五经以及程墨朱学，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其考试内容陈腐，形式僵化，害民误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警世长鸣，并最终化为全社会要求废除科举的强烈呼声。

　　清末，清朝统治者终于认识到科举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认为到了进行深入改革的年代。清末从改革科举考试科目和内容开始，注重策论，废除八股取士，兴学校，学西学，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社会舆论普遍呼吁立即废除科举。清朝许多封疆大吏，如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上书要求停废科举。在这种背景下，科举制度终于走上了末路。

　　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之前被废除了。1905年的《万国公报》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中国政府近于改革之事颇有改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