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科举制度实行的一千多年间，当朝大臣子弟参加考试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尽管科举时代有许多士子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功名，但社会舆论对他们的指责只是一般性的，一些贫寒子弟甚至能得到同情。然而权贵、大臣子弟登科，却一直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其间稍有疑问，便会出现万夫所指、群起而攻的局面。这一现象，从隋至清一直延续。哪怕是一科之中大臣子弟占的比例较大，也会引来议论和指责。

　　为何古人对科举“拼爹”现象态度如此尖锐？究其原因，一是大臣子弟极容易靠权势来达到目的，而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他们侵害了多数人的利益，违背了科举广揽天下英才的初衷。二是权贵家庭子弟与平民子弟在科举上一直处于尖锐的对立，稍有问题便会引来社会舆论的关注。朝野上下对以权谋私的指责，体现了科举制度公平选士原则的主导作用。

　　那么，古代科举制度是否对官员子弟“拼爹”现象有所限制呢？

　　自唐朝开始，权贵家庭子弟应举者越来越多，占了很多及第名额，中下级官员和一般平民子弟要求不放权贵子弟及第的呼声越来越高。长庆元年（821年），任知贡举的礼部侍郎钱徽，共放进士33人，其中公卿权贵子弟达17人，占一半多。这是因权贵子弟靠关系及第，造成取士不公而引发的第一次大风波，以致皇帝首次采取复试方式重新决定最终及第者。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高官子弟想方设法进士及第，以及高官竞相为子弟、亲友和各种关系进行请托，在那时就已形成一股潮流。

　　后来，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朝廷出台各种措施限制权贵子弟入仕人数及比例，很快受到大官僚的反对，权贵子弟入仕中举人数不减反增。但是，由于教训和不断出现的社会舆论压力，到了唐代咸通年间，形势有了微妙的变化，出现了官员拒绝权贵请托的情况，而且在录取时有意识地选拔一些孤进寒畯，这种情况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科第之选，宜于寒士”的影响下，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扩大一些孤寒士子的录取名额。这样不仅可以显示录取的公平，还能缓和下层的不满情绪。

　　宋代接受了唐代的教训，除了制度保证外，还有意识地对一些大臣子弟及第进行压抑，以示取士之公。宋代定立了一项制度，称“牒试”，作为解试的一种方式，是专门针对官员子弟的。解试时，如有官员子弟、亲戚、门客参加考试，即由官府用公牒送到别处贡院考试，旨在避嫌。

　　宋代对权贵子弟登科的限制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士子的不满情绪明显减少。但到了明清之时，情况又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明代，大臣子弟纷纷登第，毫无顾忌，士子议论纷纷。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首辅大学士翟銮的两个儿子登科，引来“一銮当道，两凤齐鸣”之讽。尽管明代大臣、权贵子弟登科问题比较突出，但毕竟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监督舆论，还是使当权者感受到了一定压力，同时也迫使某些权臣不能不有所顾忌。

　　清代，大臣、权贵子弟登科的社会关注度丝毫不减于明代。这一方面是吸取了明代的教训，另一方面在于统治者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严禁大臣子弟凭借关系登科妨碍寒士进身之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顺天乡试，都御史徐元文之子徐树声、侍讲徐乾学之子徐树屏均中举。是科，南皿卷中所取尽为江浙人，引起议论。康熙帝下令从严查究，结果斥革五人，徐树声、徐树屏俱被黜。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提出了对大臣权贵子弟参加考试单独编字号一事，将大臣子弟另行编号（后定为编“官”字号），规定取中名额，从中选出优秀者。从此，清代科场正式设立“官卷”，且一直实行至清末。

　　在“官卷”设立之初，康熙帝提出了大臣权贵子弟的问题：“观九卿所议考试一事，科道亦不服。况今年会试所中大臣子弟居多，孤寒士子未能入瓮。如此，欲令人心服，得乎！”这些话道出了康熙帝的忧虑：科举考试要公平取士，如果大臣权贵子弟居多，人心不服，有损科举的声誉，有损朝廷的声誉。

　　清代对大臣权贵子弟登科的限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相当一些当朝大臣不敢妄为，甚至子弟高中也不敢随意“高调”，怕受人非议。可见，清代大臣子弟登科已不像明代那么轻易，但世人对大臣权贵子弟的关注却一刻也没有放松。

　　社会舆论对大臣权贵子弟的监督，是科举时代的一个特点，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自清代实行“官卷”之制，有关大臣权贵子弟登进的议论越来越少。从某个方面来说，统治者解决大臣权贵子弟入仕问题是为平衡社会心理，巩固封建统治。当然，这样的做法客观上限制了官员子弟“拼爹”现象，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普通人家、贫寒家庭士子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