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对古代读书人而言，读书之苦是难不倒他们的，而应试赴考之苦却常常使他们望而却步，因为那是一个十分艰苦的征程。如果说读书是对意志的磨练，那么赴考则是对身体素质的考验。

　　为体现科举选士的公开与公正，自唐至清，不论是两级考试还是三级考试，每级考试都要做到统一时间、统一内容、集中考试。此项规定给应试者带来了一个难题，那就是要远离家乡，千里迢迢去参加考试。且不说唐宋的省试、明清的会试要集中全国举子赴京师，就是明清的乡试，士子们赶赴省城也够奔波的了。难怪古人用“赶考”来描绘这一历程。“赶”字确实道出了应试者的千辛万苦，然而这又是很多士子要闯的一关。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行千里路并非易事，实可谓“劳其筋骨”，经济条件姑且不说，自然条件就会让相当一部分人望而生畏。有些士子并非对读书有恐惧，而是承受不了长途赶考对身体的挑战。

　　赶考对应试者来说，没有“千里江陵一日还”那么轻松，路途之苦，更像是蜀道之难。唐代有一个叫刘蜕的举子，赴京城参加考试往返要用半年时间，筹措经费需要两个月，然而及第与否尚未可知。长期奔波的代价是头生白发，田园荒芜。刘蜕的情况反映了大多数应试者考试之苦。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唐代落第举子之所以不离开长安，利用夏季继续复习功课，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他们在一年之内往返于家乡与京城之间太难了。

　　一路颠簸已使应试者难以承受，而风雨灾害、瘟疫流行、战乱还会不时地威胁他们的生命。清朝道光年间，河南乡试，因黄河决口，被淹州县甚多，士子们被困于途中，难以跋涉，多不能如期入考场。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道路阻隔，许多省份的士子不敢赴考，更有在赴考途中丢了性命的。清代情况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明朝以及更早的朝代了。士子赶考之苦可想而知。

　　科举制度创建后，历朝政府都在不断完善它，有些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即与赶考之苦有着直接的联系。唐代的科举考试是每年举行一次，宋代初年也是如此，后曾两年举行一次，到宋英宗时期，定为三年一考，并一直沿用至清末。而宋代改三年一考的原因正是与赶考难有关。此外，对考生的资助制度也由此而生，历代均有对考生路费资助之举。雍正八年，生员参加乡试，一般由本州县给费银三两。清政府额定的路费银两并不能满足所有应试者的需求，“殷实者尚可宽裕，而儒素者每形拮据”，一些“寒酸之士，资斧不敷，因而裹足不前”。于是，一些地方官员纷纷捐赠银两助士子们赴考。

　　经过长途跋涉，应试者终于跨进了考场的大门，而等待他们的考场之苦，一点儿也不逊于路途跋涉之苦。唐及宋初，解试考场大多临时设于佛寺、学校及官舍。北宋中期以后，诸州开始陆续创建贡院。当时的贡院，少则数十间，多则三五百间，甚至上千间。那时的考场十分简陋，如礼部贡院内的场屋既无桌子，也无凳子，可谓“四壁皆空”，即使是考试用的书案，也要举人自己带着。直到南宋，入场考试的桌椅仍要由应试者自行置备，这对举子的确是个不小的负担。

　　明清的贡院规制完备，但考试条件并不比唐宋好多少。考生入场后，就要在号舍内住上三天三夜，吃喝于此，便溺也于此。赶上天气炎热，考场便是五味杂陈，臭气熏天。特别是江南蒸湿之地，白天苍蝇骚扰，夜间蚊虫袭击，考生苦不堪言。除了考场条件简陋之外，对应试者而言，还有搜身之苦、寒暑之苦等。考场之苦远不止这些，发生在考场的火灾、水灾、瘟疫也屡见不鲜，有时会使士子心惊肉跳，甚至葬身试场。北宋元丰年间，省试借用开宝寺为考场，就在锁院阅卷期间，寺院突发大火，四十余名试官、隶卒死于火灾。幸好士子已离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明朝天顺年间，庚辰科会试，考场突发大火，因大门紧锁，举子来不及逃离，死伤无数。

　　士子金榜题名时的荣耀，背后有一段心酸的历程。一旦金榜题名，便即苦尽甘来，迎接他们的将是隆重的登科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