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清代科场之弊端，名目繁多，当属历代之最。谎报年龄便是其中的一项，这在历代科场中也是不多见的。显然，这与清代科场中某些对年龄限制的条例有关。清代科场中，谎报年龄问题集中反映在童生试、八旗科举，以及恩赏政策下老年士子应试三个方面。

　　童生试一直是清代科场弊端最严重的地方。按规定，有些省份童生试的县试有难易之分，“同场而题目各出，未冠题易，已冠题则稍难”。所以，考生少报几岁以能参加稍易的童生试的现象就出现了。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湖南学政在院试时发现应试童生，多有册内年岁甚幼，而其人实已四五十岁不等者，遂令各府查办，并将此奏报。清廷传谕各省，“于点名时，留心详慎体察，务期疑窦剔除，毋少疏忽。”

　　清代，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有别于天下士子，不论是参加童生试，还是乡试、会试，都要先通过骑射考试，骑射不合规就没有资格进入文场。这是对八旗子弟的特殊要求，“以示不忘本也”。在童生考试骑射的条例中有一项规定，即十五岁以下的应试者可免马射，只考步射。于是就有一批人企图钻这个空子，在报名应试时，“私减年岁，冀免马射。”

　　关于八旗子弟参加科举，与谎报年龄类似的还有谎报近视。八旗子弟会试前的骑射考试有一项规定，即近视者可免骑射。于是，谎报近视者大有人在。乾隆四十年，在125名应会试的八旗举子中，竟有73人报称近视。经过大臣鉴别，有20人虚报，责令照常骑射，对另外53人则允许免考。此事奏报后，乾隆帝震怒，“所有不能骑射之五十三人俱着停其考试。”

　　清代老年士子应乡会试者甚多。为笼络读书人，清政府推行了对老年应试者的恩赏政策，会试三场完，凡七十、八十岁以上举人如未中，可请旨赏给翰林院及国子监职衔。恩赏条例的出台，不仅使老年士子心存希冀，强赴公车，也让为获恩赏而谎报年岁的现象随之出现，且愈演愈烈。随着恩赏政策的推行，得赏职衔者越来越多，至乾隆皇帝寿辰时达到一个小高潮。乾隆大喜，见报就赏，哪里还顾得上核对年龄。而各级官员为讨好皇帝，更不会去查对年貌。上上下下都沉浸在喜庆之中，谎报年龄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

　　清政府为防止应试者谎报年龄而获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严格报名手续，严格审核制度。从实施情况看，在某一时期或某些省份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一些弄虚作假者被查出，受到处罚，相关官员也被议处，以致到清中期以后，有关童生试及八旗骑射考试中的谎报年龄问题已很少被提及。但是，对于老年士子的恩赏则不同。自恩赏例推行之日起，直至清末，虚报年龄的现象从未间断过，可谓是屡禁不止。咸丰时规定，老生录科时，即核其年岁及入学时间，似乎有一些效果，但到了光绪初年，问题又凸显出来。可见，谎报年龄问题至清末亦未能解决。

　　谎报年龄的现象长期存在，而且得不到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科举是以功名利禄来吸引、笼络读书人，因此，追求功名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有些老年读书人，一辈子未能达到目标，既然朝廷有恩赏政策，与其苦熬年头，不如谎报年龄，因为这种违例实效快，而且风险低。因此，条例再严密，处罚再严厉，也会有以身试法者，毕竟被查出受处罚的还是少数。此外，有的地方官玩忽职守，草率行事，以致谎报年龄者屡屡得逞。更有官员与老生勾结，知情不举，乃至串通作弊。再有，从朝廷推行恩赏政策的目的来看，除了对读书人的笼络外，还有清朝皇帝对盛世的炫耀，以体现“皇恩浩荡”，当然赏赐的人越多越好。在这种氛围之下，想要减少谎报年龄的人数都难，更不必奢望杜绝弄虚作假现象了。

　　其实，科举考试中谎报年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政府的放任。即使考生在童生试、八旗子弟骑射谎报年龄获得益处，但这仅仅是混过第一关而已，后面的府试、院试、会试才是决定生源录取与否的关键。而对于老年士子的恩赏，毕竟没有定额的限制，更不会侵占他人的利益。正因如此，谎报年龄的现象尽管在清代科场中非常普遍，但并未真正得到重视。社会舆论对此似乎也不太关注，世人关注的目光集中在科场取士是否公平。在科场的种种弊端中，谎报年龄问题已显得无足轻重了，甚至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慢慢地被人们默认，流毒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