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很多考生凭借科举考试走入仕途，社会上也不断出现一些服务于科举考试的衍生职业。

　　为儿童编印启蒙书，为生童刊刻教材，为应试者选编、刊刻程文，成为坊间一大热门；为应试者扶乩、算命者随处可寻；专门承办科场舞弊的中间人、捉刀代笔的职业“枪手”应运而生；魁星阁的修建遍布全国，为士子提供奉祀的场所；各类手工艺人也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考场；旅店业、交通业、商业、饮食业也要在大比之年大发其财；为中试者送喜报、立牌坊也成为一些人的新职业；各类演艺人士也将科场开辟为新的舞台……总之，越来越多的行业转向为科举考试服务，越来越多的人靠吃科举这碗饭而生存。科举制度为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创造了赚钱的机会。这就是科举考试的产业化表现。

　　最先投入到为科举考试服务行列中的当属文化教育方面的人士。在科举时代，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都围绕科举考试这一中心。明清时期，不仅地方儒学完全纳入科举的轨道，就连社学、义学、蒙学也都把配合科举考试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许多塾师、义学老师把对儿童的启蒙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尽管收入不丰，但也算可以度日。许多家族还兴办族学，聘请塾师，教育本族子弟。一些官宦及商贾之家不惜用重金聘请名师来教导自家子弟。有些并不富裕的人家，为提高社会地位，使子弟走科举入仕之路，也会咬紧牙关，聘请私塾先生来教书。

　　随着读书人数的日益增多，编写启蒙读物、收集汇编应试范文的人也多了起来。宋代以来，有许多社会知名人士或教育家亲自动手编撰蒙学教材，如朱熹、吕祖谦等。宋以后，参与编撰蒙学教材的人越来越多。八股文盛行之后，又有教儿童写八股文的教材出现。为了帮助士子应试，取得好成绩，一些人还专门讲授如何调节临场心理。明代的王守仁可谓这方面的专家，他曾撰文告诫应试者“入场之日，切勿以得失横在胸中，令人气馁志分，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并且总结了一套调节方法，涉及起居、饮食、学习等各个方面。

　　与教育界同时为科举服务的还有印刷行业。宋代的雕版印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外，社会的需求，即科举应试人数猛增造成的书籍需求量大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进士科考内容十分广泛，从《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一类的启蒙读物，到事关朝代兴替、政治得失、制度沿革，乃至国计民生方面内容的书籍，皆属士子关心之列。而坊间敏锐抓住这一商机，凡有助于士子考试之用书，无不趁机刊行。

　　旅店业每逢开考之年也可大发其财。从唐代开始，士子进京赶考，不仅要沿途住店，还要在京师找到临时住处。因此，各地通往京师的主要交通要道都会有许多旅店或庙宇供士子居住。随着科举的盛行，接待士子的客店、寺院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不少农户也接待应试士子。

　　饮食业最为红火。毕竟民以食为天，并且商家抓住士人对科举特殊关爱的心理而大做文章，诸如“状元红”酒、“状元粥”一类的产品相继上市。

　　方术之士要算科场外赚钱最容易的一批人了。这里包括扶虬者、卜卦者、看相者、堪舆者、阴阳先生各色人等。每逢开考，很多士子都会占卜一番。

　　“枪手”的出现，完全是科举制的产物。“枪手”的活跃，在明清时期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这主要是科举考试中的低级别考试如童生试、乡试的管理远不及会试严格，雇主和“枪手”又由利益所驱使而造成的。

　　手工艺者也把目光盯住了考场。历代有为状元加工镀金魁星杯盘的，有绘画、刊刻魁星图的，有做泥塑小魁星的。相当一部分石工、木工、雕刻工，为进士、举人建牌坊、刻匾额。这些牌坊匾额无疑要花费相当的财力，以此谋生的石工、木工也不在少数。

　　为科举考试做服务工作的还有一批专为进士、举人报喜者。从科举制度设立以来，每当有新科进士及第，就有一批人专门为中试者送喜信，以讨点小钱。

　　科举取士在不断深入人心的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谋生的职业，广开了生财之路。因科举衍生的新职业，已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而逐渐被人们所淡忘，乃至今人已不知魁星是何等模样，但“状元”遗俗等方面的影响依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