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 张 钹

　　1953年夏，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在报志愿时，把“清华电机”的“正宗”专业——“电气机器制造类”作为第一志愿。9月底收到录取通知，于是开始了清华之行。

　　10月初，我离开福建省福州市，乘轮船和汽车经一天一夜，翻过武夷山，才出了福建省。我从江西鹰潭乘火车北上，几经辗转，又经过2个昼夜的长途跋涉，傍晚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不久，一辆疾驶而来的大卡车，将我和一批来清华报到的新生连同行李一起接走。夜色中，从西门入校园，卡车沿着一条笔直的林荫大道奔跑，径直开到宿舍门口，“清华园真大！”

　　和我一样幸运地被“电气机器制造类”录取的全国新生共87名，分成3个班级，我分到电83班。这些新生大多来自南方，第一次到北京，当然也是第一次来到清华园。最初的几天，大家的心情很激动，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课堂不固定，刚在西边的“化学馆”上课，下课后我们又匆匆赶到东面的“第一阶梯教室”，在校园里来回奔跑。

　　宿舍是一个房间住8个人；一条大长桌横在4架双人床之间外加几把椅子，除此别无他物。

　　我们享受助学金待遇，由国家供给伙食费，吃饭不要钱，食堂自由出入，到点开饭，吃饱就走。每学期交10万元左右（合现在10元）书籍讲义费，每月零用费只需1-5万元……

　　入学时，学生会（1953年9月）给“亲爱的新同学——我们的新伙伴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信中说，祖国“迫切等待着清华大学培养出各种各样的新型工程师参加祖国伟大的建设”，不仅代表了学校对新生的期望，也道出了所有新生的心中理想。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全盘学习苏联，学制为5年。苏联的工科教育既强调实践，又注重基础，课程门类很多，全部采用苏联教材。第一学期，除数理化外，还有政治与俄语；实践环节有习题课、实验课和技工实习等。比如，数学采用的是苏联应用数学专业的教材，即斯米尔诺夫著《高等数学教程》，共3卷7册。俄语课对南方来的新生而言困难很大，因为他们中学期间学的是英语，俄语需从字母学起，因此负担特别重。

　　新生的新鲜感只是短暂的，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困难和“想不到”，数学习题课一般只出3道题，可是只有少数学生能全部做完，大多数只能完成1-2道，个别的连１道也做不出来。化学实验课要求课前预习，有的同学居然因为预习不充分，答不上辅导老师的提问，被拒于实验室门外。俄语课，当老师提问时，同学们总是十分紧张，低着头，尽力避开老师的目光……怎么搞的，怎么会这样被动！要知道这些新生都是来自全国重点中学的精英、学习的能手，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种状况无疑给了大家当头一棒，挫折感和紧张情绪在相当多的新生中蔓延。但是，大家也同时看到有另外一些同学，不仅能够从容应对繁重的学习任务，成绩优异，而且还有时间参加课余活动。可见山外有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迫使大家去总结、去反思。通过课代表的工作，老师们加强了辅导与答疑，班级也组织同学互帮互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多数同学开始适应大学的生活，改进了学习方法，通过合理安排时间，逐步地化被动为主动。

　　尽管大家学习依然刻苦努力，珍惜每分每秒的时间，但每天下午4点半，大喇叭声一响，同学们都会自觉地走出宿舍，到西大操场锻炼身体，发扬清华大学重视体育运动的优良传统。此外，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文体与科学兴趣小组，有不少同学参加这些活动。大家还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如郊区农村的麦收、扫盲和消灭病虫害等活动。

　　一晃62年过去了，每当回望往事，我总是难以忘却与来自全国中学精英们相处的这5年时光。与他们相处，让我时刻看到“高标准”在哪里，始终知道自己的不足，激励着我不断向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他们相处虽然很辛苦，却促使我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因为不学习就会落伍，就会赶不上。即使毕业了，我成为清华教师的一员，角色转变了，但我依然有幸继续和这些精英学生朝夕相处。因此，我仍然有压力，依然需要努力地“学做人，学知识，长才干”。因为不这样做，我会不称职，会愧对他们、他们的父母和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