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鲁迅的老家浙江绍兴历来是重科举的“名士之乡”，仅清朝顺治三年（1646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绍兴府的举人就多达656人，居全国科甲排行榜前六位。“读书——应试——做官”一直被绍兴上流社会视为读书人的“正途”。鲁迅青少年时期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的祖父和父亲一个是“翰林院庶吉士”，一个中过秀才。鲁迅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源于他的家庭和所受的教育。家庭由盛到衰，使他幼小的心灵深切体会到了科举制度的腐朽。于是，他毅然摒弃读书应试的“正途”以及衰落的读书人家子弟常走的两条路——学做“幕友”和“商人”，去异地寻求别样的人生。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鲁迅就对科举制度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表现了对封建末期科举制度的痛恨和反叛。

　　不过，虽然鲁迅厌恶仕途、厌恶科举，尤其厌恶八股文，但作为周家的长房长孙，他也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1898年，已考取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矿务铁路学堂的鲁迅，因外籍教员尚未到任，学校推迟了开学时间，所以从南京回绍兴省亲，正好赶上当年的会稽县考。这属于童生考试，考好了即能中秀才。虽然鲁迅对此毫无兴趣，但他的家人长辈一直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谋一个“师爷”这种安稳职业，所以一再动员他赴考。迫于无奈，鲁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这场县考，考后发榜，中得秀才。但他考完立刻返回南京，没有再去参加之后的府试。

　　其实，鲁迅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系列短篇著作中。在鲁迅的许多短篇小说中，《孔乙己》恐怕算是最有影响的一篇了。写于“五四”运动前的《孔乙己》，从对封建教育、科举制度的牺牲者孔乙己的解剖中，对封建教育、科举制度给予了有力的一击。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不同时期我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必书一笔的人物形象。这些著作都强调孔乙己是封建制度的“被吃者”，认为鲁迅是借孔乙己的形象批判封建科举制度。

　　书中，孔乙己是封建科举制度奴役下的一个可怜的牺牲品，是一个被侮辱、被践踏的卑微的小人物。他的迂腐无能，是受封建文化、科举制度毒害的结果。我们知道，科举制度的建立，最初是在隋朝，到了明清时期，八股取士禁锢了鲜活思想。在这个制度下，社会上一大批文人终年迷醉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幻想里，精神世界空虚、苍白。

　　孔乙己只是这千千万万没落的旧文人中的一个。他虽然已经沦落在社会的最底层，但对仕途的梦想并没有完全幻灭。他念了一辈子书，到了鬓发花白的年纪还捞不到一官半职，只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既不能进学，又不会营生。这样的人，人们哪个还瞧得起他？早已把他看成一文不值的废料了。可是他还自鸣得意，张口“之乎者也”，闭口“子云诗曰”，表示自己至少还是个读书之人，比人高出一头。鲁迅用犀利的解剖刀，透过孔乙己的灵魂，把封建文化、科举制度道德文明的虚伪本质，冷静而深刻地剖析出来。孔乙己诚然是“可笑”的，但在这“可笑”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弱小者内心的痛苦和悲哀。孔乙己是一个渗透了封建思想的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鲁迅在作品中敏锐地指出：孔乙己的悲剧不单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旧知识分子所走的不外乎是两条路：一条是通过科举考试“爬上去”成为“人上人”，可以随心所欲，作威作福，像丁举人那样；另一条则是“跌下来”，成为精神空虚、身心残废的“多余人”，像孔乙己那样。在这里，我们更可以明白地看到鲁迅对于封建社会末期科举制度的鞭挞。鲁迅在描绘孔乙己这个被旧社会扭曲了灵魂的麻木、迂腐、可怜的人的悲惨一生时，是交织着爱与憎两种感情的。对孔乙己身上善良、诚实的品性，鲁迅给予深切的同情。可是对于一个封建制度下麻木的不可救药的人，鲁迅毫不留情地把他葬送，替他唱出一首无限辛酸的挽歌，也以此揭示民众的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