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 夏君生

　　1850年1月，65岁的云贵总督林则徐回乡养病，特意取道湖南长沙，去寻访一位年轻人，遍寻不得，后终于在湘江上得见。两人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必是此人，特地将自己流放新疆时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托付给这位年轻人，临别更手书一联相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一面之交的湘江夜话，奠定了后来举国称诵的西北伟业。

　　时间更早的1837年春天，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到达湖南醴陵时，下榻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眼前一亮：“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描述的是，由于陶澍政绩突出，道光帝很是赏识，曾经连续多次在宫中召见他，并御笔为他的书斋写下了“印心石屋”四字匾额。下联借晋代陶渊明的曾祖父掌督八州军事的典故，引出陶澍远祖的光荣历史，展现家乡父老对陶澍荣归故里的祈盼。此联对仗工整，寥寥数字将陶澍及祖先历史、荣耀全部囊括，颂扬与敬仰之情融于其中。陶澍很激动，当即提出要见见这对联作者。而作者就是林则徐十三年后寻访的那位年轻人——“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晚清名臣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和曾国藩齐名，并称曾左，“季子敢言高，任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常相左；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曾”。

　　相对于曾国藩一波三折的科举历程，左宗棠的科举经历更加坎坷不平，命运多舛。

　　左宗棠4岁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6岁开始攻读儒家经典，9岁学写作文，科举起步非常顺畅。道光六年（1826年），14岁的左宗棠在湘阴县试中名列第一，次年又在长沙府试中考取第二名，之后因父母相继离世，在家守孝5年。

　　守孝期间，左宗棠寻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爱不释手，又找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诸多经世致用的书籍，对于历史、地理、军事、经济和水利内容的书籍视为至宝，钻研舆地、兵法等科举以外的书籍，无所不读，眼界大开。

　　1832年，他守孝期满，参加当年的长沙乡试。可能是因为他“课外书”看得太多，四书五经钻研得不够深入，考官认为他的文章“欠通顺”。恰巧当年是道光皇帝的五十大寿，皇帝特意下旨，给每省增加6名举人，从未被录取的卷中择优产生。就这样，左宗棠因复审“搜遗”而考中湖南第十八名举人，而第一名解元，则是他的哥哥左宗植。未等乡试发榜，他便入赘到湘潭财主周衡家做了上门女婿。

　　为考取功名，改变社会地位，道光十三年（1833年）正月，左宗棠带着妻子给的盘缠，与二哥一同进京。三场考罢，不久榜发，兄弟二人皆名落孙山。

　　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宗棠二度赴京会试。这是他离进士最接近的一次，几乎就要被录取。同考官温葆深极力推荐他的卷子，主考也认为他“立言有体”，准备以第十五名取中，但终因湖南取中名额超出一人，而湖北尚缺一人，于是撤销了他的录取资格，将名额补给了湖北。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三度赶考又落榜，三度会试，六载春秋，全部落空。此后，他一直对自己的举人出身耿耿于怀。甚至几十年后，他已位列军机大臣，在进军新疆平叛的途中仍连夜上奏，要求回京参加会试。慈禧太后以战事紧急，主帅不宜请假，特赐同进士出身并赏翰林，才平复了这位举人老帅的心。

　　所谓“科场失意，退而作幕”。按清代制度，行政长官每到一处，必聘请熟悉当地情形的文人为幕僚，又称“幕宾”，没有编制、没有薪水，要长官自掏腰包。因此，幕僚与长官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宾主关系。其时正逢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湖南首当其冲。咸丰二年（1852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隐居家中以“小亮”自诩，本打算“长于农夫没世”的左宗棠，经不住好友和姻亲郭嵩焘的劝说，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于炮火连天之际，用绳索缒城而入。张亮基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于他。左宗棠以其广博的“课外”知识功底，“昼夜调军事、治文书”，建议被采纳。被太平军围困三月的长沙解围。咸丰四年（1854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六年之久。其时，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左宗棠辅佐骆秉章苦力支撑；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左宗棠以幕僚身份而大权独揽，连巡抚对他也唯命是从，但他不知道，一场险些让其丧命的危机正向他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