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八股文是我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又叫“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八股文的规则随时代不同略有变化，但大体上每篇的句型、字数都有严格的规定。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命题取自《四书》、《五经》，行文要求“代圣贤立言”，解释《四书》、《五经》只能依“朱注”，不许自由发挥。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种专门考试文体，它是明清士人进入上层社会的“敲门砖”。

　　其实，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不一定要求对仗排偶。但有的考生不自觉地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明代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更为兴盛，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此后，这种文体一直沿用下来，直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八股文，改试策论。至此，通行五百多年的八股文，终于寿终正寝。

　　八股取士之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存在那么长时间，归根结底是利益的诱惑。科举制度在隋朝（605年）建立，却在明朝发扬光大。唐宋时虽有科举，但录取名额十分稀少，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自明洪武三年起，科举录取人数大幅扩充，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正因有这样大的利益诱惑，科举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封建统治者设置了一道困难的关卡——八股文。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端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了中国后来几百年的发展命运。

　　八股文的具体程式，有以下特点：第一，题目一律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第二，内容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第三，体裁结构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这种规定写法十分古板，很多人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很多八股文从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内容，废话连篇。当然，使用八股文体，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命题者奇招百出，甚至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试。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

　　明清两代，八股文是几乎所有官私学校的必修课，从童试到乡试、会试都要用它。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难以做官。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学子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就学时，我曾经拜读过几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来的，我实在佩服不已。

　　当然，从总体上来说，八股取士的弊端还是很多的，明清时期八股文命题和作文也有从明白正大走向险僻偏难的过程，体现了命题作文的内在演变趋势。不按常规命题虽然大大增加了命题的范围、扩充了题量，对防止考生猜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偏题怪题层出不穷，增加了考生的学习负担，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选出了很多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就曾用“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来形容八股文选出的某些人才。

　　其实，封建统治者最初实行八股取士，也并非是存心败坏人才，其用意还是选拔人才、巩固统治。八股文的祸害在于，为选拔少量的从政人才，诱使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成天钻研这种复杂精细的考试文体。八股文内容空疏，接近于一种文字游戏，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因此，八股文越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测验选拔功能，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有不少人将明清两朝的覆亡原因归结为八股取士制度的实施。

　　客观来讲，八股文只是测量选拔人才的一种考试文体，本身并无善恶可言。作为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八股文在其发明之初，目的还是公平客观地选拔人才。只是科举考试竞争过于激烈，读书人为求及第，挖空心思于八股文的制作，迫使八股文从命题到答卷都走向作文的死胡同。清康熙二年（1663年）曾诏废八股文，认为“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下令停止浮饰八股之文章。但很快清代统治者也看到，八股文却可“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也无不善。因此，康熙七年（1668年）后继续沿用八股文，科举取士完全成为“八股取士”。

　　总的看来，八股取士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