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如今，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见到外国人的机会非常多。其实，中国古代科举不仅向本国的读书人开放，也允许外国人来报考应试，充分体现了科举制度的开放性。

　　唐代是外国人参加科举考试最多的时期，这与其时国家强盛有关。7世纪末到8世纪中叶的唐王朝可谓世界的“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都非常发达，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对周边国家的读书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当时，有大批来自近邻朝鲜、日本和越南的留学生在长安学习，而且其中不少读书人在本国也学习中国文化。为了验证自己学习中国文化的成果，他们中有很多人前往长安，报名参加科举考试。

　　由于这些考生是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难度可想而知。如果他们与我国考生在同一个考场、用同一份试卷考试，绝大多数都难逃落第的命运。然而在中国古代人看来，中国处在世界的中心，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些外国人来学习中国文化，是对中华文化的敬仰，应该鼓励和表扬，不能用落第来打击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因有这样的认识，唐代专门设立“宾贡进士”制度，只允许外国考生参加，相对放宽条件录取一些朝鲜人、日本人、波斯人和犹太人。

　　朝鲜历史上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考上进士并有姓名可考的就达53人。也有很多日本人参加唐代的科举，考上的不在少数。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其中文名为晁衡）在国子监读书，成绩优秀，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还在唐朝做官，与大诗人李白、王维等人都有私交，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除东亚一些国家外，还有来自大食（阿拉伯帝国）的读书人也参加过科举考试。晚唐大中二年（848），一位来自阿拉伯帝国的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进士，一直留在中国做官，皇帝还准许他姓李，改名叫李彦升。从一些外国应试者在中国的经历来看，科举制度作为桥梁，对增进这些国家人民与我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传播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代科举继续向外国人开放，朝鲜、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的读书人纷纷来到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如朝鲜的金涛、越南的阮勤等。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在明朝做了官，比如阮勤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工部侍郎，相当于我们现在建设部的副部长，官位相当高。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人参加科举考试。但到了清末，随着来华的西方人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个别西方人想应举的情况。

　　光绪初年，英国人赫德通过捐款，为儿子赫承先买了一个国子监的名分，让他有资格直接参加顺天府的乡试。通过赫德去跑关系，赫承先顺利报考了，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顺天乡试。但在临考前，由于北皿考生因害怕赫承先挤占他们的录取名额而闹事，最终他没能进考场。

　　尽管如此，清代还是有外国人获得了科举功名。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日本的学者服部宇之吉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对京师大学堂的发展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任期届满时，朝廷赐予他文科进士，他也成为清代唯一获得进士功名的外国人。不过，此时清廷废科举已有三年之久，赐予文科进士也只是象征意义了。

　　总的来说，科举制度不仅在中国古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还影响了外国，朝鲜、越南等国曾效仿实行科举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参照中国科举制度建立文官制度。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西方文官制度源自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在他的鸿篇巨制《世界文明史》中盛赞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认为它是“人们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令人赞赏的方法”。科举制度后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四大发明”相媲美。

　　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甚至直接掠夺中国，但他们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却非常推崇。为了提高行政水平，西方各国从政治体制需要出发，19世纪前后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列强并不是照搬中国的科举制度，而是吸取了科举制度的精华，也就是考试的公平竞争和择优录取的方法，并没有学习中国科举只采用古典作为考试内容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