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合大学文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赵连稳　专门史研究生 许文雅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性，决心从教育入手，培养人才，挽救清朝的危亡。但是，传统书院的学习内容、考课内容和服从于科举考试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了。

　　戊戌变法期间，谕令各地两个月内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不久，由于变法的失败，改制停止。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推行“新政”，再次提出改书院为学堂，次年，颁布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又颁布由张百熙、张之洞和荣庆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即《学务纲要》，又称“癸卯学制”），对学堂体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制度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书院改制势在必行。

　　北京地区的书院改制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废除科举制度以后逐渐展开的，其中有5个书院在光绪二十九年改制。

　　光绪二十九年（1903），延庆名人高自利、高撰春（又名高仲三，留日学生），改冠山书院为延庆高等小学堂。书院改制时，共有破旧房屋二十余间，亟待整修，且经费、师资并无着落，幸得举人袁华林和永宁乡绅池光宾筹集经费，修缮校舍。修缮后的学堂，计有内院、外院两个讲堂,斋舍12间，教董住室、客厅、饭厅共15间。袁华林任堂长，编写教材和招收新生。同年，陕西安康人陈雄藩，知密云县事。当时，励行新政，学部催办学堂甚急，以巨款难以筹集，白檀书院改制一事没有进展。陈雄藩担任密云知县后，立即率领乡绅筹款，增修讲堂校舍，购买书籍，添置仪器，招收学生，聘请教师，并将剩下的银两发商生息，作为学堂的常年经费。近光书院因常年失修，院落颓倾，光绪二十九年冬天，知县张继信到任，即着手书院的改制。当地绅士踊跃捐款，对藏书楼、讲堂、左右房舍进行修复，又在讲堂西北的空地上修建起校舍，使之符合小学堂的规制。同年，还有潞河书院改制为通州官生小学堂、燕平书院改制为昌平县高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卓秀书院改为良乡县立高等小学堂。在卓秀书院改制的过程中，张墉发挥了重大作用。张墉，字槿垣，五品衔，县城内罗府街人，在书院改制时负责创办工作，一生友爱忠勤。

　　光绪三十一年（1905），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赵连城、陈智、赵宗瀛等人担任云峰书院的学董，他们废科举、办学堂，推动房山县的革新运动，把云峰书院改组为高等小学堂，因为学生太多，又将学堂大幅扩建。

　　光绪二十四年（1898），顺天府尹孙家鼐奏改金台书院为顺天中学堂，没有成功。直到光绪三十一年，金台书院才停办，改制为顺直中学堂。

　　另外，光绪三十三年（1907），缙山书院改制为永宁高级小学堂。至于蒙泉书院、温阳书院和义仓书院改制情况，目前缺乏史料，无法得知。

　　从上述北京书院改制为学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位于天子脚下的北京书院，其改制受政局变化的制约更大。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推行“新政”，下令书院改制，官员们看到慈禧太后支持书院改制，才大张旗鼓地把书院改制迅速推开。

　　（连载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