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在一些古典戏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女扮男装中进士、中状元的故事，比如黄梅戏《女驸马》中的冯素贞、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中的黄春桃和《再生缘》中的孟丽君等。这些女状元个个才貌双全，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巾帼不让须眉，独占鳌头，她们在观众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这么几句唱词：“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人人夸我潘安貌，谁知乌纱罩婵娟。”这是著名的黄梅戏《女驸马》中女主角冯素贞唱的。在冯素贞这个女状元形象之前，明代著名戏剧家徐渭写的《四声猿》中有一部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剧中塑造了一个叫黄春桃的女状元形象。剧中，她穿着父亲的旧衣服，将头发盘起来，通过这样一番打扮，美女变成了帅哥，并改名为黄崇碬。顺利报考之后，她以第一名状元登第，被任命为司户参军。后来，她的女子身份被识破，于是脱去男人的服装，回归到女儿的身份。到了清代，著名弹词作家陈端生的《再生缘》（又名《龙凤再生缘》）也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女状元孟丽君的形象。

　　由于创作者杰出的艺术才华，使这些人物形象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目中，让现在的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女状元是真实存在的，认为科举考试是允许女性参加的。

　　虽然在科举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条官方文献明确禁止女性应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女性参加科考。科举选拔的是文官，而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中是不设女性官员的（除少量宫官外），因此禁止女性报考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没有必要在条文中特别规定了。

　　即便女性能通过各种关系报考，进入贡院之前的搜检制度也能将她们排除在科举考场之外。从唐代开始，历代科举考试都有十分严密的搜检制度，而且随着科举的层次越高，搜检就越严厉，甚至可以说到了苛刻的程度。例如清代乡会试搜检时，每名考生要经过前后两个士兵分别搜检。读书人全身都会被严格搜检一遍，“上穷发际”，头发都要解开；“下至鞋袜”。鞋子和袜子都要脱下来，衣服全部解开，包括内衣、内裤，彻头彻尾。正是有这样严厉的措施，女扮男装是很难逃过搜检者的眼睛的。因此，单从这一制度而言，是完全能将女性排斥在考场之外的，女性也就只能在科场前临渊羡鱼、对天长叹了。

　　历史上，也有不少女性知道自己没有参加科举的可能，便将知识传授给子弟或者晚辈，希望金榜题名的梦想在下一代人身上实现的故事。《儒林外史》中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就是这样一位女性。由于鲁小姐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就把她当成儿子，专门请了私塾先生在家里教她，对她进行全方位的科举应试教育；启蒙之后就开始熟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开始读八股文范文，接着学作八股文。因为知识基础好，她写出来的八股文十分优秀，让擅长于写八股文的鲁编修都发自内心地为女儿叹息。不过，毕竟鲁小姐是吴敬梓先生笔下虚构的一个热衷科举的女性文学形象，现实中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女性人物。

　　当然，我们只要谈到女状元，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太平天国时期的女状元傅善祥。太平天国建立之后，自癸好三年（1853）开始实行科举取士，目的在于笼络人心。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包括乡试、县试、郡试、省试和天试，其中省试相当于清朝的乡试，天试相当于清朝的会试和殿试，只有天试一甲才能称之为状元、榜眼、探花。而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所谓的开设女科只是杨秀清为选拔秘书或识字的女性而设立的考试，并不是天试，最多只能算是东王府开设的临时性考试。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史料称傅善祥为天国女状元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现代关于状元的说法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习惯上将高考和其他考试的第一名都称为状元。对照古代来看，各省的高考状元最多就是相当于乡试的第一名，即解元，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地将他们都称为状元。更不要说，古代每科状元只有一个人，即所谓的独占鳌头，现在各省的高考状元则至少有文理两科各一名。除了高考之外，我们现在还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状元”成了第一名的泛指。由此看来，傅善祥是在那次考试中得了第一名，加上东王府的地位很高，她也就被习惯性地称为女状元了，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状元。

　　现在研究太平天国史和科举史的很多学者对于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恐怕是他们没有理解状元的真正含义，才会造成这么大的误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傅善祥不能被称之为状元。太平天国时期虽然有傅善祥这个人，但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女科，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女状元。中国历史上没有女状元、女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