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自宋代开始，科举考试允许读书人自由报考，既不需要达官贵人的推荐，也不需要考察读书人的出身贵贱，考生只要拿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前往籍贯所在地的州、县官府报考，即所谓的“投牒自进”。这里的身份证明材料就是“牒”，主要包括籍贯、父祖、年龄、相貌等内容，“自进”就是自由报考。

　　尽管允许考生自由报考，但其实历代科举对于报考者的身份都有一定的限制。比如唐代规定工商业者、州县衙门的役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唐代的工商业者因为没有做官的资格，所以也没有报考的资格。州县衙门的役吏因为每天与罪犯接触，所以统治者认为他们“近墨者黑”，道德水平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此这些人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能做官。

　　宋代主要限制不孝不悌者、还俗的和尚道士和“工商杂类、身有风疾、患眼目、曾遭刑责之人”。所谓不孝不悌，是指不遵守封建道德，如不孝顺父母、不遵从兄长之类。道德品质有问题，身体条件不好和曾经犯过法的人不能报考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还俗的和尚道士和工商业者也不能报考呢？

　　对于还俗的和尚道士，赵宋王朝认为这些人不能一辈子专心致志、始终如一地信奉一种宗教，以前信奉佛教，现在又学习儒家的学问，企图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可见这些人的道德品质也是有问题的。正是由于统治者有这样的想法，朝廷严禁还俗的人参加科举考试。

　　明清两代则规定凡是娼（妓女）、优（演员）、隶（官府中的役人）、皂（军队中执役之人）及其子弟都没有报考资格。如果家庭中三代之内有娼、优、皂、隶，都属于家庭出身不清白。此外，佣人、看门人、轿夫、媒婆、剃头修脚者都属于“身世不清”之列，他们的三代子孙也被排斥在科举考试之外。在这些限制条件中，“优”的子弟，也就是演员子弟为什么不能报考呢？实际上，古代的演员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被称为“戏子”，这与我们现在所谓的明星大腕每次出门前呼后拥，出场费动辄上百万是不同的。

　　科举考试为什么如此注重考生的身世呢？考生的身世并不是自己主观上能决定的，与他们父母或者祖父母有关。这样对考生是不是不公平呢？如果单纯从考生的角度出发，确实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从科举制度选拔文官的角度出发，对考生的身世限制又有其必然性。一方面，读书人一旦获得了报考资格，然后考上秀才、举人和进士，那便是光耀门楣、光宗耀祖的大事，进士家需要修“进士第”，家乡需要建进士牌坊，让进士的名字流传千古。举人家则建“孝廉第”，竖起大旗，让路人皆知。秀才是科举考试制度中最低的功名，如果读书人考上秀才，他们家的大门就可以比普通人家的高三寸，也就是七尺三寸，这是一种荣耀，是光耀门楣的具体表现，全家人都会感到自豪。如果身家不够清白，不但会让考生自己感到难堪，而且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进而影响科举在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由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举人都有资格做官，他们不仅要负责处理政务，还要负责审理案件，即担任法官。如果官员出身不好，以后处理公务时难以威震民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考生的身世进行一定的限制是符合科举选官要求的。

　　然而，在实行科举制的漫长岁月里，也出现了一些家庭“身世不清白”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事例。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清代道光年间，有一位叫郝金官的戏曲演员在晚年告别舞台生涯时，带了多达5万两的银子回到山东老家。恰逢当年山东大灾，民不聊生。郝金官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救济灾民。为报答郝金官的善举，当地官员打算请求朝廷授予他官职。但郝金官坚决推辞，只是请求朝廷允许他的孙子郝同萀能参加科举考试，朝廷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郝同萀也许是觉得自己参加考试的机会非常难得，非常努力地学习，在同治四年（1865年）考中了进士，没有辜负他祖父的良苦用心。

　　应该说，郝同萀能应试是与其祖父的慷慨捐赠有关系的，只能算是一个特例。按照科举考试的规定，身世不清白的人参加科举考试是违法的，一旦被查出，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但由于科举制度有相当大的魔力，还是有不少人利用各种手段来谋求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