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全书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其中心内容就是揭露僵化的科举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十八世纪中叶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追逐功名的状态和生活模式。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

　　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生当康乾盛世，祖上几代在明末清初以科甲发达闻名，家门鼎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吴敬梓自幼聪颖过人，但对科举的态度，却由少年时的格格不入，发展到中年时的鄙夷不屑。他既藐视功名富贵，又不会持家理财，三十多岁后，便家产散尽，离乡迁居南京。当时的安徽巡抚推荐他应“鸿博”，他称病不应。他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通过想象虚化，加以典型化而形成了一部不朽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充分体现了科举制度在清代的发展状态。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精炼传神的笔触，从一个侧面再现了科举士林的种种世相，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科举士林人物：春风得意的翰林鲁编修和青年进士荀玫，屡经蹉跎而侥幸得中进士的周进、范进，只中了举人的张静斋、“唐三痰”，只能“挨”成贡生的余大先生兄弟及严致和，连贡生也捞不到的老秀才王玉辉和王仁兄弟，年轻进学的匡超人，直到什么也考不上也以“名士”自居混迹士林的牛布衣、景兰江等……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儒林外史》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科举制度，通过多个反面人物来讽刺科举制度的危害。吴敬梓认为，读书人被八股文害得不学无术、利欲熏心，甚至不知廉耻为何事。例如，中了进士当了四川学政的范进，不知苏轼为何人；作了南昌太守的王惠，一心只想刮地皮；“优贡”严致和，是十足的恶霸流氓；一心只想出贡的秀才臧蓼斋，向往的是哪怕做个小官，就可以“坐堂、发签、打板子”；秀才王仁、王德，满口仁义道德，肚子里全是唯利是图；捐纳的国子监监生严致中，是吝啬的土财主。更可怕的是，科举八股取士会把原本单纯的贫寒农家子弟逐步毒害成利欲熏心的骗子，如牛浦郎和匡超人。即使在小说中被歌颂“德高望重”的庄征君、虞博士等人，实际上也不过是既无经济之才也少真实学问的迂儒罢了。此长篇小说再现了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各类被讽刺的文士面貌，深刻抨击了科举制度末期的弊害、罪恶，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吏治腐败、道德败坏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

　　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表现出了作者的理想与向往。如反对科举、蔑视功名的清高正直知识分子，如王冕、杜少卿、沈琼枝（新型女性）等，四个“市井奇人”季遐中、王太、盖宽、荆元，靠自己的手艺自食其力，以琴棋书画自娱，过着颇有艺术风味的独立生活。

　　总而言之，《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人格，失去了人生价值。对于理想的文人要怎样赢得人格独立、实现人生价值，吴敬梓又陷入理性的沉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