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合大学文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赵连稳　专门史研究生 许文雅

　　明代北京最著名的书院是首善书院，由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于天启二年（1622）创立，因位于京师这个首善之地而得名。

　　邹元标，字尔瞻，别号南皋，吉水县城人，为官刚正不阿，忠言进谏，不畏廷杖，有“割不尽的韮菜蔸，打不死的邹元标”之谚语。邹元标以王守仁（字阳明）为师，终身研究王守仁的“致良知”理论。他先后在青原、白鹭、白鹿洞、岳麓、九华山阳明、关中等书院讲学，与顾宪成、赵南星合称“东林党三君子”。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陕西省长安人。明万历进士，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他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了“学、行、疑、思、恒”五字结合的治学方法。冯从吾同时也是明代关中最重要的理学大师，长期主持关中书院，著有《冯少墟集》22卷，又有《元儒考略》《冯子节要》及《古文辑选》，被誉为“关西夫子”。

　　首善书院酝酿于泰昌元年（1620）、天启元年（1621），当时，大批在万历年间被罢黜的东林党官吏被重新起用。

　　泰昌元年，朱常洛刚刚登位，召邹元标、冯从吾、王德完、孟养浩、钟羽正、满朝荐等回京任职。邹元标、冯从吾在万历初年因言被罢，里居讲学40年。是年9月，天启皇帝即位，因邹元标反复劝说，起用赵南星、叶茂才、高攀龙、刘宗周等人。这些官僚是讲学的一贯支持者，他们把讲学风气带入京城。这时，东北的女真族不断攻城略地，辽东局势岌岌可危，关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邹元标、冯从吾认为只有提倡忠君报国，才能扭转局面，首善书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

　　天启元年（1621）秋天，冯从吾到京师任职，而邹元标、杨东明、邹德泳、高攀龙、余懋衡、曹于汴亦先后到达京师复职，加上其他志同道合的士大夫云集北京，相见甚欢，于是，约定每月逢三和逢八在京城城隍庙的道院举办学术聚会，前来的多是官吏士大夫，布衣百姓也可参加。大家中午来，傍晚散去。

　　此时的城隍庙讲会，虽然没有书院之名，却已行书院之实了。由于城隍庙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听讲者，邹元标、冯从吾等人会同十三道御史共同创建了首善书院。首善书院的地皮是由五厅十三道御史台出资180两银子买来的，经办人是周宗建和吕克孝。

　　首善书院位于宣武门内东墙下大时雍坊十四铺，讲堂、后堂各三间，加上其他房舍，共有房屋十多间。后院三间供奉先圣的牌位，此处即为“愿学祠”，奉祀孔子，祠名愿学，取自孔子“所愿则学”之意，并陈放经、史、典、律方面的书籍。

　　首善书院标榜不谈时政，不谈私事，不谈仙佛，只谈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封建伦理道德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六句圣训。

　　天启初年，党争激烈，早在冯从吾等人择地建造书院之时，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就率先发难，以讲学启门户党争为由，反对在“皇都之内”开设书院。朱童蒙的奏疏遭到了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和叶向高的反驳。

　　没过多久，工科给事郭允厚、郭兴治等阉党分子又上疏诋毁首善书院，指斥邹元标、冯从吾讲学仅为批判国家政治，污蔑二人身为朝廷重臣，高居朝堂，而别创书院讲学，意在收拢人心，另有所图，主张撤销书院。

　　冯从吾针锋相对，毫不妥协，大义凛然，他说：京师讲学是教人明君臣父子之伦，岂为结党营私？邹元标、冯从吾两位士大夫不顾惜名誉得失，都以辞官归里表达他们对阉党诽谤的义愤。

　　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站在邹元标、冯从吾一边，他盛赞邹元标坚持书院讲学的立德行为，并认为创办书院不是为了结党，他还欣然为书院作记，著名画家董其昌书写碑文，书院遂得以落成，十一月开讲。

　　但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膨胀，天启四年（1624），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和赵南星等人相继罢官，书院讲学活动停止。首善书院没有主持人了，阉党加快了对书院的破坏，该年六月，下令取缔首善书院，并把书院中所有书籍全部焚毁。次年，书院被改为“忠臣祠”，撤去首善书院匾额，把叶向高为首善书院写的碑记砸碎，孔子的牌位也被丢弃在大路边。

　　阉党对首善书院的打击是彻底的、致命的，天启六年（1626）二月，徐复阳上疏，建议把已改作忠臣祠的首善书院迁到城郊，以除“党根”。但是，还未等阉党采取措施，天启帝一命呜呼了。思宗朱由检继位，大力清除阉党，首善书院的建筑得以保存下来。

　　首善书院的隔壁就是利玛窦创办的天主教堂，称为“南堂”，书院停办后，徐光启多次奏请改为西洋历局，直到崇祯二年（1629）才被批准。至清代，首善书院成为“南堂”的一部分。

　　（连载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