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冒籍”或称“冒贯寄应”，是科举时代考生不在户籍所在地应考，而到其他地区参加考试取解的一种做法。我国当前的“高考移民”现象与科举时代的“冒籍”现象极为相似。从其表现形式上来说，“冒籍”就是今天的“高考移民”。由于“冒籍”跟户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科举制度中的哪个考试环节与户籍相依凭，就容易产生“冒籍”现象。

　　明代科举规定，三年一度的乡试，除了京城官员子弟为两京国子监生员者可参加南、北闱试，各省高级官员（按规定都是外省籍人）的子弟可参加所在省的考试（称“寄籍”）之外，其他所有府、州县学生员都必须在本籍应考，否则是为“冒籍”。“冒籍”违法，一经查出，处罚严重的，中试者黜革，未中者终身不许应试。

　　就明代的科举来说，“冒籍”主要发生在两京闱，尤其是“北闱”（顺天乡试）。因皇帝及京城所在，录取名额肯定略有倾斜。一些文化发达省份尤其是浙江的生员，如果能进北闱应试，中试的机会比在本籍大得多。因此，早在永乐、宣德年间，便有京官子弟凭父兄权势通过关系“冒籍”中试北闱的事，此后又扩大到富家子弟。有被揭露的，处理都不严重。

　　例如，在景泰四年（1453年）癸酉，查出北闱“冒籍”中试者12人，礼部主事周骙主张“按例论罪”。或许牵扯到不少官员，便有言官出来说话：对士人不要太苛，别断送他们此生的前程。结果只是把他们除名，还允许他们以后在原籍应试。其中被革的解元罗崇岳（江西庐陵人）、中试者汪谐（浙江仁和人）后来不但在本籍考中举人，还都在天顺年间中了进士。成化初年（1465年），吏部侍郎章纶之子章玄应，冒京卫军籍应北闱乡试中试，被揭发，也只是斥革，并不追究其父的责任。三年后，章玄应便在浙江原籍中试，成化十一年又考中二甲进士。

　　在此后的科举考试中，通过“冒籍”中试而被揭发的事件有过多起，但都处罚较轻。一旦被查，仍准许保留他们的举人资格，只是不准参加次年会试。

　　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乙酉北闱“冒籍”案发，士子们的下场就悲惨多了，考官也牵连受累。此次发榜后，顺天诸生张元吉告发浙江士人“冒籍”中试，“妨碍畿辅士子进取”。给事中钟羽正上奏，奉严旨：冒籍中试浙人冯诗等8人斥革为民，终身不得与试，还将冯诗、章惟宁二人“枷示顺天府门前”。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冯、章两名贫士披枷戴锁，在衙门前示众，“冻饿几死”。幸亏顺天府尹浙江人沈思孝念及同乡，派人送饭加衣，二生才得活命。事情传到宫里，沈又受到处分，被调到南京任闲职。其后查处的几次“冒籍”事件，处罚都相当严厉。

　　但是，即使对“冒籍”中试者处罚严厉，北闱“冒籍”事件仍然屡禁不止，这与南北方文化教育水平差异直接相关。浙江并不是人口大省，额定的乡试录取人数已经是除两京外最多的，却仍多冒北籍者。北闱解元多为“江南”和浙江籍的监生所得，是“南人长于为文”的反映，北直隶人为此很不平。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给事中北直隶真定人刘文炳上奏，认为“燕赵乃至尊丰镐（皇帝居住的京城），解元不当以他地方人得之”。明神宗准奏，此后终明之世，南人应北闱试者，不得中解元。对于志在得“三元”（解元、会元、状元：秀才参加乡试，录取的被称为“举人”，其中第一名称为“解元”；举人参加会试，录取的被称为“贡士”，其中第一名称为“会元”；贡士参加殿试，录取的被称为“进士”，其中第一名称为“状元”）的江南才子来说，这倒成了使他们不敢“冒籍”的最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