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

　　那天，在返回的车上，王厚军告诉我，他们调查过，这些青少年在校是差生的，绝大多数是从英语这科先掉下来，接着影响到其他科，缺口越来越大，最后就像溃坝一样。他说，我就怀疑，有必要让每个孩子都这样学英语吗？义务教育要求每个孩子都要上学，可是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让每个孩子都必须学外语，只有我们这样。而且，高考的时候，英语同我们的国语占完全一样的考分，这对于孩子必须学英语，是强迫性的。你研究过吗，有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们只知道，就这门英语成绩跟不上，毁了多少孩子！

　　王厚军的话让我再次想起原浙江教委主任邵宗杰曾经忧虑深深的看法。在我心中，邵宗杰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家，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浙江领导了中国信息时代最早的全省课程改革。他的看法我曾经郑重地写进了《中国新教育风暴》，原文如下：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现在对外语太重视，对本国的历史太轻视。”邵宗杰说我们十三四亿人的大国，现在学生学外语花的功夫最大，就是读到大学了，在许多大学里，学生们差不多还拿出1/3的时间攻外语。一个大学生，现在有多少新知识要去探究，社会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做。不是学外语不重要，而是很重要，但是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比例失调了。影响到各行各业，评职称，第一刀就是外语，用这把刀，砍掉了多少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他对我说：“你写书把这件事也讲讲，就算是一家之言。你要讲清一个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所必备的多种基础能力对一生的发展有多么重要。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我告诉王厚军书记，2004年12月我应邀到贵州省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学，当我讲到邵宗杰先生对学外语的看法时，在场听讲的600多名大学师范生和老师们忽然鼓掌，掌声越鼓越响，爆满全场……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在场听演讲的师生都是已经走过了高考的人，这全场的掌声告诉我，这是在认同邵宗杰的看法，是突然爆发出来的对现在这种“有压迫感”的学外语的反抗。

　　2010年3月，我应邀到贵州省荔波县讲学，荔波县教育局的领导和老师们也强烈地讲到对学外语的类似意见。

　　荔波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1%。他们说：“汉族在这里是少数民族。”荔波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境内的喀斯特地貌令人惊异地生长着碧绿的石上森林，还有水上森林、沼泽地森林。此前我不能想象，沼泽地里怎么可能长出森林呢！现在看到了，我能体会西方来考察的专家为什么把荔波称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我了解了当地人民的信仰与习俗时，我还体会到这一“世界自然遗产”其实不仅有自然的神奇，更因当地人民世世代代虔诚保护的文化因素。荔波有水族、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共同的信仰是“树崇拜”。水族有“祭树节”，布依族有《祭树神》地方戏。苗族每当一个婴儿出生，父辈就要种下一棵树；每个老人去世，晚辈都要在其坟前种树。瑶族因各有特点的穿束分白裤瑶、青裤瑶和长衫瑶。白裤瑶男子穿蓝衫白裤，打着漂亮的绑腿；女子身穿浅色百褶短裙，不着内衣，夏日上身只着“两片装”，自由自在地透露出原始的女性魅力。女子地位很高，可自由恋爱。据说社会形态尚处于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移的阶段。寨子里的生活用品几乎都是竹木或泥陶的，据说他们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没有外面世界的争端和烦恼。美国学者把他们称为“东方的印第安部落”。有关方面为荔波建了一个机场，有航班通荔波，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可以乘飞机到荔波。荔波水族有自己的文字，叫水书。荔波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

　　他们告诉我，荔波各族的孩子读到中学，要学四种语言。一是本民族语言。二是荔波语。荔波语是近代以来当地多民族语言吸收了学堂读书语言，逐渐在荔波县城里能够流通的一种新语言。三是汉语。四是英语。这里绝大多数学生一生都在家乡，学好前三种语言，就要不少时间，再加上规定的必学英语，就占去了孩子太多时间。为这一门英语，很多学生的成绩上不去，好像这里有很多“差生”似的。荔波人期望他们的孩子读书不要必读英语，期望英语只是他们的选修课，或者考试的时候英语分数占的比重不是跟数学、语文一样，这里的孩子不要用那么多时间学英语，就可以学到更多知识。你听听，他们讲得没有道理吗？

　　教育局的领导说：“我们讲的，代表全县多民族的学生和家长的愿望。这个呼声已经很久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你能不能替我们向上反映反映？”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荔波县的诉求，代表的其实不只是一个县的愿望。教育，原本就该富有地方特点，富有个性。举国所有学生必学英语这个“一刀切”的规定，并且英语同中文、同数学占同等考分的规定，对中国学生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究竟已到达怎样的程度，国家教育领导机构的确应该立题研究，权衡得失。

（连载四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