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

　　我们还得再看这个“士”。

　　在中国文化里，士实在凝聚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人文精神。

　　“进士”一词，在《礼记·王制》中就有了，意思是可以进授爵禄者。在中国科举制度中，能通过最后一级考试者就称进士，可以授官了。追溯“进士科”创设之始，隋大业三年，炀帝诏令以十科举人中的“文才秀美”科，即进士科。但现在普遍的说法是以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为科举制诞生的起始之年。

　　还值得留意，隋炀帝本人喜爱文学艺术，所作《饮马长城窟行》诗，被后世评价极高，称之“一洗颓风，力标本素”，誉之为千古名篇。唐代杜佑的《通典》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典章制度专史，其中指出隋炀帝取士，即使在“文才秀美”科，更注重的也是应试者的品德而不是文才。这一点非常重要。

　　隋文帝父子尊礼崇德一脉相承，隋炀帝更设明经科、进士科取士，这个传统又被后世继承。由于尊礼崇德的古代经典逐渐成为科举必试科目，考试在这里再一次产生了重要的指挥棒作用——它开始指挥着世道人心重新敬重圣贤、崇德尊礼——使中国成为普遍敬重贤能与文化的民族。

　　隋的取士制度与此前历代不同，《通典》卷十八记载唐代礼部员外郎沈既济的论说：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年代久远，不胜其弊；也有人说，与其泛滥于外，不如把权力收回来，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可是，如果让吏部去选官，这只是矫时惩弊的权宜之计，不是治国之常典。

　　沈既济接着写道：“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这里描绘出士人按朝廷规定的时节聚于京师应试的情形。

　　沈既济本人也是唐代史学家，他最后说，“若惟善是举，不才决弃……孰不腾进，则中品之人，悉为长材。”这里讲到“惟善是举”，非止不同于曹操的“唯才是举”，亦从隋朝取士以人品为重获得见识，并认为以此为导向，则中品之人也会成为优秀人才。

　　隋代的科举制为初唐培养了一批刚毅正直的人才，他们是唐代走向繁荣的人才资源。虽然李白、杜甫都没有高科入仕，但他们是那个爱好文化、重品格才学不重门第的时代造化的。李白的诗中有辉煌的平民的自由和骄傲，杜甫的诗可以直接揭露“朱门酒肉臭”，那里最了不起的不是才华，而是品质，是人格光辉。这些都与隋文帝的劝学行礼和隋炀帝创建的科举制密不可分。

　　我追觅这些，是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我国古人的追求中，科举制从诞生之日起，即便以考试取士，并不是唯才是举，也不是“惟善是举”，但是有崇善凝聚其中，且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纠正，也是对“用官选官”的九品官人制的纠正。科举制是以中国古代崇德向善的经典为核心价值观的考试制度，没有这种崇德向善的核心价值观，科举制不可能历千秋而受到中国民间的持久支持。

　　多少代雄强的帝国政权灭亡了，科举制却朝朝代代传下来。尽管善良常常被贪婪和权势所糟蹋，甚至达到难以寻觅的程度，但科举制以崇德向善的经典为核心价值观，其影响对一个社会产生的维系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连载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