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

西汉的察举贤良

　　刘邦论用人那段话，很多人都不陌生。他问群臣我何以得天下？群臣答不好。他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供给粮饷，我不如萧何；帅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按这说法，是因为有这三杰。

　　但刘邦接着说：“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关键是：能用之！不用就没有。

　　如果为他人所用，那就不是刘邦得天下了。

　　这三杰都是文士。即使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韩信，也是典型的文士。换句话说，汉得天下，最重要的人才不是武将，而是文士。

　　刘邦知道，巩固政权治理天下，更需要用贤才。公元前196 年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此举被认为是开察举选贤之先河。

　　所谓“察举制”，是地方郡守通过察考把德才出众的平民或下级官吏自下而上推荐给中央，也有三公九卿推荐的人员，再由中央察考授予官职。它始于刘邦，形成于汉文帝，定制于汉武帝。

　　所谓“征辟制”，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方法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向社会征聘人才。此种方法在武帝之前已有施行，武帝时将其发展为一种选官制度。

　　不论哪种选官制度，在曹操实行“唯才是举”之前，我们都将一再遇到“举贤良”，以及“贤士”、“贤能”的说法。究竟何谓“贤”？有必要先弄清这个概念。

　　贤，汉语词典解释为：有德行、有才能者。这解释当然不错，但这是比较晚近的解释。贤，从贝，与财富有关。繁体的“賢”字，左侧的“臣”是眼睛明亮之意；右侧的“又”表示手，是经手之意。贤的本意是眼亮心明，经手理财而且可靠的人，所以引申为有才华而且有德行者。然而古代国家选贤并不是要其去当财政部长，仅有上述解释不足以理解“选贤”。

　　我以为还需要借“献”字的含义来理解“贤”。且说“献”，南犬为献。中国的帝王是坐北望南的，臣子立于南，面向北。犬在人类看来是最忠诚的，贤臣向帝王说的重要言论，就是“献”。古人造这个“献”字，在今人看来可能有“封建意识”，但造字者没有对群臣不敬的意思。在地球的生物中，如果单论忠诚，没有超过狗的，人所不及。古人造“献”字，赋予其无私的精神，无比的忠诚，是饱含敬意的。献通贤，献者，贤人所言也。

　　怎见得“献”是言论呢？中国“文献”一词见于《论语》的孔子曰。懂孔子的，我家乡的前辈朱熹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人。朱熹说，孔子讲的文献，包括文件和贤者说。宋元之际有位叫马瑞临的历史学家写了一部巨著《文献通考》，历20余年撰成348卷，记上起三代，下终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的典章制度。他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文献”也作了区分：叙事的称文，论事的称献。由于贤者之论记录下来也是一种文，所以文献并称。理解了臣子向国家正直无私地贡献明智的建言建策，这甚至是超过财富的财富，就能更充分地领略古代中国选贤究竟要选怎样的人。

　　那不是一般的道德，也不是一般的才能，那是要敢于直谏而且无私到不怕被杀身，那样的极谏要能讲得出关系国家命运的生死要害。所以，要达至贤人，其实是很了不起的。理解了这些，就能更充分地领略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为什么下诏曰：“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汉文帝并亲自出“策问”题，令被荐举者拿出“对策”，所答要封好交皇帝亲自拆阅，然后以论说识见的高下，酌授官职，这就是很高级的考试了。

　　西汉著名的大臣晁错，就是汉文帝在应试者中发现的人才。在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晁错的《举贤良对策》最佳，成为一代政论名篇。

　　文帝曾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晁错还写过一篇《言太子宜知术数疏》。从文章内容看，他说的“术数”，指一个君主建立功业所需要知晓的国事、兵事、农事、粮米之事等政治经济方面的学问，包括要懂得怎样使万民生活安定并且得到利。他说现在太子书读得很多，但如果不通晓治国的方法，只知背诵书本，那是很不够的。

　　他建议文帝选择圣贤之术切实可用的，供太子学习，并让太子经常在皇上面前讲述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篇讲读书要结合社会实际的教育学文论。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策。

（连载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