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

　　纵然西周创建的政治制度被战争打碎，西周培养的士却不容忽视，其佼佼者日益颖脱而出。这种人才仍像是西周时期培育了派来拯救乱世的。你如果观察到这一点，就会体会到教育的伟力、文化的伟力。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长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而我审视西周通过教育和相关考试形成的士阶层，以为这是西周打造的一个与广大庶民阶层联系最密切的文化平台，这个平台比日后出现的万里长城对中华民族更有保障力。

　　继青铜时代，春秋初出现铁器，引发经济社会巨变，官学制度在春秋战火中失去垄断，民办教育兴起。《论语》中有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后半句当代很多人都不陌生，然而联系前半句，这话还是很值得深入琢磨和再认识的。

　　这是一句劝学励志的话，前半句是劝勉出身世族不学而仕者的，意思是官要做得好，是要有学识的；后半句是激励平民子弟的，意思是学习而有充分的才华，可以入仕。从这句劝学励志的话也依稀可见，孔子的时代，做官的有很多出自世族，他们不学也可以做官。所以子夏在劝他们学。后半句则可见，这个时期通过民办学校的学习也可以成为官，这就扩大了通过教育手段来选拔官吏的范围。

　　“学而优则士”在当代被猛烈批判，至今也颇有人认为这“读书做官论”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以为，早在孔子出生以前的一千五百来年，夏商周通过办教育来育人选官的制度，是在中国文明的早期，在贵族官僚世袭制占统治地位的遥远时代，开辟了采用有文化的文官来参与执政的先河，这其实是很了不起的好东西。只有不读书，缺少必要的文化资质却可以做官，而且做大官，才是坏东西。

　　荀子曾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这是讲学者不一定要做官，但做官必须有真才实学。否则国家和人民都要遭殃。这句话至今过时了吗？

礼贤下士与择君而仕

　　再说，当诸侯争战、任何一国都有灭亡的危险时，人才主要表现为两类：一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一是献谋略以运筹帷幄的文士。在争战实践中，各诸侯国都认识到智谋过人的文士比武士重要。这使周公时代的求贤任能在春秋得以继承。

　　齐桓公不记私仇，用管仲为相就是明证。齐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管仲则被后世称为“春秋第一相”。

　　春秋战国时代，纵然西周创建的政治制度逐渐被打碎，但西周培养的士，却不容忽视，尤其是文士中的佼佼者日益颖脱而出。你仔细审视，这种人才仍像是西周时期培育的派到此时来拯救乱世的人才。你如果观察到这一点，就会体会到教育的伟力、文化的伟力。

　　纵然君临天下，君主专制，暴君的淫威，一直是中国社会悠久的问题，然则战国时代，国家的生死存亡迫使统治者比春秋时期更加礼贤下士。另一个客观状况是：由于战争打乱了既往的社会秩序，许多士失去了从前的位和禄，甚至连所属的诸侯国也被灭了。这是一个“士无定主”、“择君而仕”的时期。换个角度看，这是“礼贤下士”与“择君而仕”——人才双向选择——自由流动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涌现出中国历史上最为丰沛的人才群体，文化至为灿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钱锺书参加清华的高考，数学仅考了十几分，所幸钱锺书是直接投考清华———这里有钱锺书与清华的双向选择——清华校长罗家伦看到钱锺书的国语和英文极好，就录取了他。如果当时的“高考”是今天这样的方式，钱先生就是国学天才、外语天才，也会因上不了“分数线”而落榜。那时还有个叫卢冀野的青年，投考东南大学，数学更差，考了个鸭蛋，但国文竟得了满分，被东南大学录取。这都是激扬着春秋气象、令人永远难忘的故事。

　　在战国时代的人才双向选择中，礼贤下士做得真诚的，就会吸引天下贤士争相投奔。在人才汇聚的地方，军功爵制、养士制、客卿制被陆续创造出来，成为决定国家前途的用人制度。

　　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变法，规定“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这便是用“军功爵制”来变革“世卿世禄制”了。军功爵制使吴起、乐羊等军事家也投奔到魏，魏国成为战国七雄的第一个强者。

（连载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