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副教授 杨春俏

　　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是三年一届的会试之年。年初，各省举子陆续云集京城，准备参加三月份由礼部主持的考试。通过考试的幸运者可以从此步入仕途，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寒窗苦读划上圆满句号；不过僧多粥少，绝大多数士子必将名落孙山，铩羽而归。数千士子紧张地等待这一决定命运的时刻。更令他们忐忑不安的是，抵达京城后方才获悉，他们将要应对有清一代近四十场礼闱考试中从未使用过的新题型——五言八韵唐律。

　　五言八韵唐律，后来被清人通称为“试帖诗”。这种诗体在形式上与唐代定型的五言律诗完全一致，与普通诗作的根本区别在于创作环境与要求：它要在考场上限时完成，由考官命题并限定所用韵部；作者不能自由自主地抒情言志，必须围绕题目内容进行创作，且要严守格律要求。大约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诗歌开始固定地成为科举考试内容之一。此后北宋、南宋和辽、金两朝都曾沿用。元、明两朝皆不试诗，清初百余年间沿袭明制，专以八股时文取士。至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会试前夕，皇帝下旨对考试科目进行大规模调整，取消表文写作，代之以五言八韵唐律，继而迅速推广到乡试、童生试中。这是清代科举制度中的一项重大变革，诗歌在退出科场五百年后重又华丽归来，对清代文学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科举考试制度自身存在的弊病，是这场变革的客观原因。到乾隆时代，科举业已延续千年，所用论、表、判、策等文体，命题范围有限，考生极易拟作预作，不是雷同抄袭，就是繁文虚饰，很难体现真实水平。适时进行科目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期，日益僵化和强势，对它进行任何微小改革，都绝非易事。以“诗”代“表”的改革举措得以出台并雷厉风行地贯彻实施，乾隆皇帝个人的素志与意志无疑起了决定作用。

　　乾隆对考试诗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本年会试前夕，他在南巡途中驻跸扬州，正式任命知贡举和正、副考官，并派专人将圣旨和御拟诗题快马驰送京师。此后皇帝亲拟会试及顺天府乡试诗题成为定制。当然，只有乾隆这样既专业又敬业的皇帝能够严格执行这一规定，他的继任者们常常是由词臣代劳的。

　　乾隆帝“天纵聪慧，览读渊博”，所拟会试诗题出自经、史、子、集各个门类，所涉内容相当庞杂，客观上刺激考生广泛阅读。乾隆还曾就题目出处，跟大学者彭元瑞开过一个玩笑。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隆帝常听人夸说彭元瑞博学强记，所以总想找机会为难他一下。乾隆四十年（公元１７７５年）乙未科会试前夕，钦命诗题“灯右观书”。会试总裁叩问出处，恰逢彭元瑞值班，乾隆沉默不语，只管盯着他。彭元瑞茫然不知，只好叩头谢罪说：“臣学问荒疏，亦不知诗题出处。”乾隆笑道：“昨夜朕偶在灯右观书而已。”彭元瑞明白中了皇帝圈套，无地自容，一溜烟儿跑了出去。乾隆得意洋洋地对侍臣们说：“今日难倒彭元瑞。”

　　乾隆帝所拟第一个会试诗题是《循名责实》，语自《邓析子·无厚篇》“循名责实，君之事也”，从中可以看出他意欲改革科举虚浮之弊、注重真才实学的愿望。可惜事与愿违，在考试指挥棒的强力作用下，清代中后期虽然出现全民皆诗、家弦户诵的局面，但是这种带有强烈目的性的创作，只会产生大批严重程式化的“诗体八股”或“八股诗”，既不能显示抡才实效，也未能带来诗歌的真正繁荣。